以声音为眼，看见一座城的寻常与深情|大辉|小说|思念|深情|童年|银霞

前不久热映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一纸侨批牵出漂洋过海的思念。薄薄的纸页承载漫长的离散，让相隔山海的人在文字里抵达彼此。重读黎紫书的《流俗地》，让人想到的却是另一种抵达。电话铃声、的士电召台此起彼落的呼叫，以及一串串被报出的街道名称，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人重新联结，也帮他们辨明来路与去向。

小说开篇劈面一句：“大辉回来了。”这个失踪多年、几乎已被家人默认不在人世的男人，并非先以面容重返众人视野，而是先以声音回到银霞的世界。她从一通召车电话中认出了他——熟悉的口音、鼻音和略显含混的语调。对旁人而言，电话那头不过是一名陌生的中年乘客；对银霞而言，是一个早已被岁月与传言判定为消失的人，正循着声音重新返回人间。

这个开端不仅设下情节悬念，也悄然确立了整部小说感知与理解世界的方式。《流俗地》以盲女银霞为中心，却没有落入“眼盲心明”的现成寓意。她并非为了演绎“凭意志战胜失明”而存在，失明也没有使她天然比明眼人更加敏锐通透。她倔强，有欲望，会误判，也会迟疑，心底还封存着一段多年不愿触碰的创伤。读罢小说，合上书页，我们或许会问自己：当视觉不再居于感知的中心，一个人如何借助声音、记忆与他人的回应，同世界建立联系；而那些自以为看得见的人，是否真正看见了近在身边的他人。

散落在岁月深处的声音

让银霞在的士电召台工作，是小说极为精巧的一笔。接线员看似只是城市交通网络中一个不起眼的环节：接起电话、确认地点，再将召车信息转给司机。银霞从未亲眼见过有“锡都”之称的马来西亚怡保的街景，却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将新街场、旧街场、咸鱼街、五兵路、姚德胜街，以及城市边缘不断扩展的住宅区，一一安放在心中。她熟知道路如何衔接，也能从电话那端的声音判断召车者身在何处。

对明眼人而言，城市首先是一幅可供观看和辨认的地图；对银霞而言，它更像一张不断震颤、彼此牵连的声音之网。电话那端报出地点，她辨明方位，调来车辆，使素不相识的人因一段行程短暂相连，继而各赴去处。小说人物众多，往事纵横交错，黎紫书的叙述也仿佛一座电召台：她接起散落在岁月深处的声音，将早已离去的人、仍留在原地的人和多年后归来的人，重新接入同一座城市的道路与命运。

《流俗地》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赋予银霞某种超常的感知力，而在于让声音成为她辨认他人、进入城市生活的方式。声音不只是确认身份的线索，也携带着一个人的来处、性情与际遇，甚至隐藏着尚未说出、也难以言明的部分。大辉的声音既有多年漂泊留下的陌生，也保留着少年时代未改的发音；莲珠的乡音牵出身后的渔村；马票嫂在不同方言间自如切换，穿行于锡都的各色人群；拉祖对语言的敏锐，则使不同族群的孩子越过隔膜，走进彼此的生活。因而银霞所听见的，不只是“谁在说话”，还有人从哪里来、如何长大，又怎样被生活一步步带至今天。

城市藏在日常深处

锡都并非仅是故事的布景，而是《流俗地》中另一个沉默却始终在场的主人公。它不靠宏伟地标显现，而是在近打河畔组屋的楼梯间、巴布理发室、咸鱼街的茶室与海味铺、的士电召台狭小的办公室、便利店彻夜不熄的灯光，以及美丽园的一排排住宅之间，渐渐显出轮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后来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工，共用街道、学校与店铺，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相遇。粤语、客家话、福建话、马来语、淡米尔语与清真寺的唤礼声交错回荡，使锡都不再是单一族群寄托乡愁的旧日图景，而成为一座由不同语言、信仰与生活经验共同塑成的城市。

“楼上楼”尤为重要。这里逼仄嘈杂，住户的生活彼此敞露，也难免相互侵扰；孩子们却正是在这样几乎无法独处的环境中结下友谊。银霞、细辉和拉祖来自不同的家庭与族群，在巴布理发室读书、下棋、闲谈，共度亲密的童年，成年后却各自走向迥异的人生。多年以后，住户相继迁离，旧店几度易主，昔日的行当日渐衰微。童年仿佛只剩一缕难辨的气味、一盘未竟的棋，或梦中那面始终无法穿越的镜子。

黎紫书书写城市变迁，并不依赖整齐分明的年代标记。私家车渐渐增多，手机召车程序取代电话，年轻人纷纷离开故乡，老店招牌和旅行社橱窗里的海报日渐褪色，电召台的来电也越来越少。一座城市的衰老，未必表现为轰然坍塌，也可能只是某种熟悉的声音悄然退场：不再有人打电话报出地址，不再有司机在电召台里争相应单，也不再有人需要银霞珍藏于心的那幅城市地图。

小说留存城市记忆的方式，也不只依靠声音。在姚德胜街的饯别宴上，人们追忆炭炉炒粉迸起的火星，以及猪油与参巴辣椒交融的香气，却发现再准确的言辞，终究无法将旧日滋味传给未曾品尝过的年轻人。有些城市经验无法复刻，只能寄存在一代人的耳朵、舌尖与身体记忆中。银霞虽然看不见，却并不生活在一个感官贫乏的世界。恰恰相反，她使人重新意识到：城市从来不只是一幅供人观看的景观，它也由温度、气味、口音、触感和难以言传的滋味共同构成。

现代生活拓宽了道路，加快了讯息流转，也使昔日因空间逼仄而不得不彼此靠近的关系逐渐松散。“楼上楼”拥挤得令人想要逃离，真正搬走以后，人们才发现，那些曾令人厌烦的争吵、脚步、叫卖与邻里闲谈，也早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背景声。《流俗地》并未将旧日生活美化为温情共同体。那里有流言、偏见、欺凌与冷漠，也有临时的托付、顺手的照料和不问缘由的陪伴。真实的人情从来驳杂：算计与热心、亲近与冒犯彼此交织，既可能伤人，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悄然将人托住。

“流俗”不是庸俗

书名中的“流俗”，容易使人联想到庸常，甚至粗鄙。但在我看来，循着小说中人物的迁徙与聚散，不妨将“流”理解为时间、道路与命运的流转：有人远走，有人归来；有人从逼仄的组屋搬进花园住宅，有人从故乡去往都城、海岛乃至海外。人在流动中改变，关系也随之聚散；有些联系悄然断裂，有些旧事却在岁月中兜转一圈，重新回到眼前。“俗”则落在穿衣吃饭、谋生婚嫁、疾病衰老这些绝大多数人无法绕开的日常里，也是他们安放欲望、责任与悲欢的具体所在。

小说中的普通人并未被拔高为道德典范。马票嫂热心能干，也世故好事；莲珠聪慧不羁，在有限的处境中寻找出路；细辉心存善意，却也软弱退缩；老古自私好色，内心又藏着不肯承认的孤独。小说中的女性尤其承受着家庭、贫困与性别秩序的磨损，却从未被简化为单一的受难者。她们会权衡、会算计、会犯错，也会在局促的生活中为自己争取一点回旋。文学的悲悯，不是替人物拭去缺点，而是承认他们尽管带着软弱、局限与伤痕，依然拥有不可轻忽的生命分量，依然值得被认真看见、郑重书写。

银霞的遭遇，蕴含着拒绝用轻易的温情覆盖创伤的意味。年轻时，她在盲人院遭受侵害，却始终无法确认施害者的身份。家庭对此事的避讳，又将这段经历层层封存在沉默之中。多年以后，她与顾老师被困在停电的电梯里。电梯骤然陷入黑暗，让作为 “明眼人”的顾老师也一时失去辨认周遭的能力。银霞对他说：“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在这个谁也看不见谁的空间里，她终于说出埋藏多年的往事。无人能够改变过去，顾老师也并非银霞的“救赎者”。但从此，这段无人见证的记忆不再只由她独自承担。

这也构成了《流俗地》最深处的温度。小说不许诺善有善报，也不以苦难为人物加冕。世界并未因为银霞善良便格外善待她，城市也不会因谁的离去而停下脚步。然而，即使生活并不仁慈，人仍可能在困顿中为另一个人留出一点位置：久已疏远的朋友再次伸手，素昧平生的人记得旁人早已遗忘的细节，走过大半生的人仍能建立新的关系。这种温暖并不耀眼，更像暗处未散的体温，微弱而真实，证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断裂。

听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

小说结尾，大选之夜的锡都久久未眠。人们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开票，街道异乎寻常地沉静。结果渐明，欢呼从一座屋宇传向另一座屋宇，车笛、狗吠与人声汇成席卷全城的声浪。半梦半醒间，银霞仿佛听见整座城市的心跳与呼吸。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抽象判断，而成为普通人共同发出的一次呼喊。与此同时，银霞也将开始新的生活；小说却没有将个人婚姻与时代转折写成彼此映照的圆满结局，更未许诺从此一切向好。

满城喧响之后，小说收束于一声极轻的“喵呜”。那只若即若离的猫从半开的窗户钻入，回应了银霞的呼唤。巨大的公共声浪，最终落在一个微小生命的应答上。它不能证明未来必然光明，也无法抚平已经发生的一切；它只是让人知道，自己发出的声音并未完全消失在黑暗中。

或许，这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普通人的东西：它未必改变命运，却能使那些容易被时代遗漏的生活留下回声。黎紫书听见楼上楼里的争吵与笑声，听见不同语言在同一条街道上交错，也听见一个女人多年未曾说出的沉默。她不急于替这些声音归纳统一的意义，而是让它们保留各自的杂音、停顿与秘密，在小说中彼此并置、相互回响，汇成一座城市真实而复杂的生命声部。

重读《流俗地》，我们或许会明白，认识一座城，不只在于辨认它的建筑、街景与繁华，更在于听见那些被日常喧响遮蔽的人：他们如何谋生，如何失去，如何在被伤害之后继续生活，又如何以微小而执拗的方式维系彼此。所谓流俗之地，正由具体而不完满的生命构成：他们来过、爱过、受伤过，也真实地活过。（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