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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909

“你们这个真的不是一种托词吗?”

7 月 24 日上线的《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罗永浩和脱口秀演员林简七、搞笑幽默博主史里芬等几位嘉宾,围绕“缺点”谈起了各自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强迫症(OCD)。

林简七因为最近的一段ADHD式的脱口秀表演而出圈,罗永浩是国内最知名的ADHD人士之一,而史里芬则透露自己有很多强迫症相关的表现。

聊到 ADHD 时,主持人先请已经确诊的观众举手;接着又问,那些怀疑自己有 ADHD、却还没去医院评估的人有多少。结果不出意料,后者举起的手更多。

主持人说,很多人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想成为一个能被原谅的自己,于是抛出了前面那个是不是“托词”的问题。

罗永浩马上接话:确诊,是为了免于这种带着恶意的怀疑。林简七也说自己有诊断,并在服药;有人随即笑着补了一句,这样的追问听上去很“歹毒”,却又说中了不少人对 ADHD 的困惑。

出人意料的是,在后面关于强迫症的探讨中,罗永浩提出的“ADHD伤害自己,强迫症伤害家人”的观点,被史里芬强势反击,罗永浩因此罕见地在镜头前“认输”。

那么,当一个词既能解释困难、又能成为玩笑和自我介绍时,它到底在说明什么?

文 | Nicole

编辑 | Zoey_hmm Jarvis

图 | bilibili罗永浩的X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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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种拖延都是ADHD

林简七在这期节目里说,ADHD会影响创作,让他“写一会儿,玩一会儿”。旁边的罗永浩补了句更准的:“ADHD 首先是先玩一会儿,再写一会儿。”有嘉宾马上反问:“那不就正常吗?”

这其实是一种广泛的误解,或者说,林简七松散随意的表达方式,让人觉得ADHD这件事对他没什么影响。甚至他之前在脱口秀表演中,把ADHD的分心过程用语言+场景的方式描述出来,还被视为“天才”式的表演。

这种“美化”很容易让人忘了ADHD给人带来的困扰。同样是ADHD人士的罗永浩,2026年年初就闹出过一场演讲事故。他在这期节目中也半调侃式的说起这段经历:越重要的事,他有时反而越容易拖延,一场来了一万两千人的发布会,也可能因为没有准备完而推迟上台——最严重的就是年初这起。

ADHD和自闭症一样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它的表现更像一个人长期感知和回应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某一阵子的状态。

按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ADHD的症状要在12岁以前就出现,持续至少6个月,并至少在家庭、学校、工作等两个以上场景造成明确干扰,影响社会、学习或职业功能;这些表现也不能由其他精神障碍更好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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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拖延与ADHD之间,并不难只靠“像不像”鉴定。节目中罗永浩用“是否影响交付”来区别普通拖延和病理性困难,这就是“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当然,这一点并不能代替专业评估——有人能在最后一刻完成工作,背后可能靠的是巨大消耗和反复崩溃,不等于没有ADHD。

那么,为什么像罗永浩这种能连续十几个小时浏览维基百科的人,仍会有“注意力缺陷”?

他描述过那种状态:打开一个词条,里面一百多个超链接,忍不住一个个点下去,看着看着就迷路了,“忘了为什么出发”;最长一口气看过十来个小时,浏览器开着一百多个 tab 关不掉——“关窗口实在是太痛苦了,宁可再买一块屏把它续进去”。他桌上接着四块屏,他说要是接口不限,“你会像一个保安一样盯着十六块屏”。

ADHD的困难其实不只是注意力总量不足,更像是注意力调节失灵:很难把注意力按在枯燥、回报遥远的任务上,却容易被新奇、及时反馈的东西牢牢吸住——不是任何时候都无法集中,而是很难照着事情的重要程度,自主启动、维持和转移注意。

这种特点有时也会表现为优势,强烈的好奇心、快速联想、对感兴趣问题的长时间投入,对于创作和解决复杂问题存在帮助。

比如林简七表示ADHD正好给他的one-liner提供了一个框架,让原本可能难以接受的跳跃表达变得合理;罗永浩也明确表示,很多人以为不能集中精力“永远是坏事,其实不是”——他是分工作的:需要专注做一件事,就把其余几块屏全灭掉,只留正中间一块;需要发散想问题,才把它们一次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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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里芬说的“强迫症”,离诊断有多远?

相比ADHD,这期节目的嘉宾其实用了更多篇幅讨论史里芬的“强迫症”。值得注意的是日常语言里的“强迫症”要区别于医学诊断中的强迫症(OCD)。

人们经常把爱干净、讲秩序、追求对称叫“强迫症”。DSM-5中的OCD却不是以“喜欢整齐”为核心,其核心特征是自我失调(ego-dystonic)——患者通常不希望有这些念头和行为,它们与自我认知冲突,是痛苦的来源。诊断首先要求存在强迫思维、强迫行为,或者两者兼有。

所以简单来说,真正的OCD更像脑子里装了一只自己无法控制开关的警报器:“门是不是没锁?”“手上会不会有病菌?”“刚才那个念头会不会害人?”当事人知道这些担心可能没有道理,却赶不走它们,只好一遍遍检查、清洗、排序,或者在心里默念、计数。做完以后能短暂松一口气,没过多久,警报又响了。

DSM-5给出的判断线是:时间、主观痛苦、功能损害——如果每天花超过1小时执行或反刍强迫行为或思维,并且因此持续影响工作、社交、家庭生活,就进入了临床关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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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里芬说自己没有接受医学诊断,也不觉得这些习惯带来很大痛苦,他甚至认为整理会带来愉悦,让家庭更加井井有条。因此,他说的“强迫症”,其实更像是“强迫症样表现”,具体是否符合诊断,也是要看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

在聊天中,其他人不约而同对与之共同生活的妻子发出好奇:她会不会愧疚或是烦?如果一个人只有在物品按照自己的规则摆放时才安心,并不断要求家人配合,压力可能主要落在伴侣和孩子身上。

罗永浩自己就是ADHD,他给这两种“缺点”画过一条分界线:ADHD 多半是耽误自己的事,强迫症却不太耽误事,代价转嫁给了身边人。“ADHD 伤害自己,”他说,“强迫症伤害亲人、朋友、家人,让他们活得疲惫不堪、水深火热。”顺着这条线,他追问史里芬:你的强迫症体现在哪?家人有没有投诉,说“我真受不了他了”?

史里芬确实有很多“强迫症”表现:录节目约好三点,他要求三点整进场、一秒不能差;看见瑞幸的小鹿 logo 有一只没朝前,就要让人调过来;泡沫纸箱绝不能进家门——谁想“整”他,往他家塞块泡沫纸就行,“跟《教父》里送马头一样”;客人吃零食掉的渣,他记得掉在哪,客人一走立马捡起来。

他家甚至有三个走时不一样的表:自己看的快三分钟,留着迟到、换鞋的余量;给女儿安排作息的表慢三分钟,让她多睡会儿。

但史里芬不觉得这是病。他说家人“特别容易凑一对”,散漫的人和有秩序感的人刚好搭伙;他自认在大多数公共场合“比一般人表现还好”;老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顺着我,家里也打扫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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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不买账。他说两口子的事永远有三个版本——男的版本、女的版本,和真相;史里芬说太太“因强迫症受益”,他“很怀疑”。“我们没同情自己,”他对史里芬说,“同情你太太。”

他替那位没到场的太太算账:那点便利,跟“经年累月、连睡觉做噩梦都在承受的压力”比,不算什么,“也就是你太太苦海无边的生活里,阳光偶尔照下来一下,又被乌云遮住了”。

可史里芬没打算一直被动。他掉过头来审罗永浩:你扔过外卖吗?你喝完过矿泉水吗?罗永浩的外卖有时留到下一顿,冬天甚至过夜,饿了再扒拉出来吃;喝剩的矿泉水随手塞回冰箱“任意位置”,去录节目剩的半瓶还常忘在后台。

史里芬则一层层讲自己怎么“对一瓶水负责到底”——怕喝错别人的,他把瓶贴整圈撕掉、留个干净的记号,谁也混不走。罗永浩想反将,说撕掉瓶贴“它就不完整了,你不难受吗”,史里芬顶回来:“不难受,干干净净。”末了还撂一句:“对一瓶水负责,也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罗永浩被将得没词,只剩“我真是小看你了”“行,算你狠”。

当然,罗永浩被怼归被怼,但还是要提醒:强迫症状在自闭症和ADHD人群中本就不罕见,常常作为共病出现。所以与其纠结一个人够不够“强迫症”的诊断线,不如看这些行为到底有没有让他自己痛苦、有没有搅扰到身边人——这才是要不要寻求帮助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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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段子,也是困难

节目里,ADHD 和强迫症首先是笑料和身份标签:林简七拿 ADHD 做脱口秀,史里芬一口一个“我们强迫症”。可同一个词,落在不同人身上分量完全不同——在罗永浩那儿,它是实实在在耽误过他事业的困难;在他替史里芬太太打的那个比方里,是“苦海无边的生活”。

所以这样一个词到底在说明什么?它既能给一个人的特质命名——发散、跳跃、强烈的秩序感——也能标记一种已经妨碍生活的困难。

两者的分界不在这个词本身,而在它有没有真的让一个人启动不了、交付不了,有没有让身边的人长期承压。史里芬自洽,不等于他太太不累;罗永浩能拿 ADHD 开玩笑,不等于它没耽误过他。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干预针对的从来不是“爱整齐”“爱发散”这些特点本身:一个人喜欢把书摆齐,没必要为此接受治疗;ADHD 治疗不会替谁抹去迟到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让他更稳定地启动和完成任务;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被自己的注意力或强迫行为推着走、已经停不下来的那个人。

罗永浩算得上这个词两面的活样本。他靠发散和跳跃做出过东西,也被它拖到推迟发布会;他四十多岁、做锤子科技那会儿去的北医六院,确诊后开始服药,那种感觉像“得到拯救了”——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他后来在公开长文里坦言,即便服到最大剂量,药也“不太管用”了,已经在考虑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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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近年来神经多样性群体经常提及的观点之一:接纳自己的特质去做擅长的事,和走进诊室对付妨碍生活的那部分,这两件事从不矛盾。

这层意思对家长们而言,可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一个孩子被说“多动”“坐不住”,是特点还是困难,要看他能不能参与课堂、能不能表达需要和拒绝,环境一变是不是就崩溃;

节目里的嘉宾能把 ADHD 和迟到变成笑料,是因为他们有表达能力、职业成绩和能接住玩笑的环境,而另一些人面对的,是学业中断、反复失业、冲动风险、关系破裂。

对于多动症和强迫症到底是一种“托词”,一种“时尚单品”,还是确实会在某些方面给人带来障碍,节目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它把诊断、玩笑和生活细节放在一起讨论,最后让人记住,四块屏本身不是 ADHD,三块钟本身不是 OCD;忘了扔外卖、喜欢物品朝同一方向摆,放在不同人的生活里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原因。

这其实就够了。

*本文为一般性科普,不用于个人诊断或治疗建议。文中对罗永浩服药经历的表述,综合其本人在《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节目及2025年12月公开长文中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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