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 7 月 31 日报道，河南驻马店新蔡市劳模企业家王飞、刘素敏夫妇，因涉嫌骗取百万农业补贴被合计羁押 712 天。案件历经两次补充侦查、四次开庭后，检察机关最终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夫妻二人法律上恢复清白，仅合计获 41 万元国家赔偿。
昔日年产值六千余万、资产上亿的农业产业链彻底崩塌，三千余头生猪病死、加工厂停产违约，夫妻俩背负两千余万元巨额债务，年过六旬只能靠装卸零工谋生。一纸不起诉文书还给他们清白，却无法挽回半生产业，这起悲剧抛出沉重一问，谁该为这场代价惨重的司法失误负责？
从案件全流程复盘，侦查、起诉环节均存在明显处置失当，是悲剧发生的直接源头。该案起因于冷库补贴申报争议，公诉机关指控二人虚报工程造价套取补贴，但案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事实不清、证据存疑，控辩、控审分歧巨大，最终无法定罪。
公安机关在证据链条尚未夯实的前提下，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采取长期羁押强制措施，忽视民营中小企业高度依赖创始人运营的现实；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环节未充分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没有采取取保候审等柔性措施维持企业正常经营，长达两年的羁押直接切断企业管理链条，养殖场无人照料、资金链彻底断裂，上亿资产快速蒸发。本该审慎适用的羁押手段，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致命一击。
权责划分的制度缝隙，让巨额财产损失陷入“无人担责”的困境。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仅赔付人身自由损失与直接财物损毁，企业停产亏损、经营预期收益、产业链违约损失均被界定为间接损失，不在赔付范围。夫妻二人提出的养殖场倒闭、加工厂停产损失全部被驳回，被追缴的百万补贴因属公安扣押行为，检察机关亦不予赔偿。41 万元赔偿金仅覆盖人身自由损耗，对比两千余万元巨额债务、彻底清零的产业，补偿力度严重失衡。更深层矛盾在于责任分割：侦查、检察机关分段办案，一旦案件存疑不起诉，人身赔偿由检察机关承担，侦查阶段强制措施带来的连锁经营损失，却没有对应的追责、赔付渠道，形成权责脱节的治理盲区。
司法追责机制缺位，难以倒逼办案机关树立审慎涉企办案理念。最高检明确要求，对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应当开展案件反向审视，对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办案人员启动司法责任追究。但本案中，长期羁押引发企业毁灭性后果，却未见相关办案环节的质量评查与责任核查。基层办案仍存在“重追诉、轻保护”倾向，对民营企业家适用强制措施时，未落实涉企经济影响评估制度，没有配套企业托管、活封活扣等保障举措，简单一押了之，忽视强制措施对市场主体的致命冲击。只重案件办理流程、忽视衍生社会经济代价，是此类悲剧反复出现的根源。
破解“清白易得、损失难偿”的困局，需要从办案、赔偿、追责三重维度补齐制度短板。首先，全链条规范涉企强制措施，严格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对民营企业经营者优先适用非羁押手段，建立涉案企业临时托管制度，安排第三方维持基础生产经营，避免因人拘企垮；其次，优化国家赔偿认定标准，针对企业家错误羁押引发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特殊情形，细化直接损失认定边界，合理覆盖厂房设备、活体资产、原材料等客观损毁损失；最后，完善错案反向追责体系，对证据存疑仍长期羁押、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件，开展全流程质量倒查，区分侦查、起诉环节责任，对存在重大过失的人员依规问责。
王飞夫妇从劳模企业家沦为负债零工的遭遇，是民营经济法治保护的鲜活警示。司法机关手握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权力，每一项强制措施都关乎市场主体生死。唯有厘清办案责任、完善赔偿救济、压实错案追责，让公权力行使带上“经济天平”，才能杜绝类似悲剧重演，真正以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安心经营、不惧司法误伤。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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