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为什么我必须拍《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安德鲁|斯科特|泰勒|爱因斯坦|罗伯特|诺兰

作者：John Mecklin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23年7月17日）

五月中旬，我驱车前往好莱坞环球影城，按照指示前往侏罗纪停车场（是的，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沿着环球城市大道走到环球影城AMC影院，在那里观看了即将上映的《奥本海默》的五分钟片段。

片段节奏明快、引人入胜，但并没有透露太多剧情，因此读者大可放心继续阅读本文，我不会有任何剧透可提供（不过可以说的是，马特·达蒙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演得入木三分）。

放映结束后，我又继而驱车前往好莱坞一处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的地方——似乎是一座由住宅改建而成的剪辑工作室，在那里我与诺兰聊了聊他为何会选择J·罗伯特·奥本海默作为一部大片的主题——奥本海默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神秘负责人，该团队成功研制了原子弹。

对于那些不了解好莱坞当代史的人来说，要多说几句的是，诺兰在过去几十年中执导了一系列重要的电影，其中包括《信条》《敦刻尔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以及被称为「黑暗骑士三部曲」的三部以蝙蝠侠为主角的电影（据统计，诺兰的电影在全球获得了超过50亿美元的票房，并获得了11项奥斯卡奖和36项奥斯卡奖提名）。

即使考虑到诺兰以往作品的广泛性和对原创故事的偏好，《奥本海默》似乎也算得一个雄心勃勃的选题。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故事当然不乏历史意义。

1938年12月，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和奥托·弗里施发现了核裂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随后的理论和实验使科学家们认识到，这种原子「裂变」的链式反应是可能发生的，而且这种链式反应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传统炸药产生的能量相形见绌。

赶在纳粹德国研发出原子弹之前率先制造一颗美国原子弹的竞赛本身就是一出复杂而又极具存在主义意义的戏剧。洛斯阿拉莫斯的许多顶尖物理学家早先都逃离了第三帝国；他们知道沃纳·海森堡和量子力学新兴领域的许多其他科学家都留在了德国，并参与了纳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尽管后来人们对他们的忠实程度产生了质疑）。

除了在新墨西哥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建造一个秘密实验室，吸引顶尖科学家来此工作，以及处理他们古怪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个性等艰巨任务之外，奥本海默的传奇还包括各种复杂的个人、心理和政治因素。

奥本海默是一位博学者，他对心理治疗、诗歌、东方宗教、艺术以及骑马穿越新墨西哥州腹地的兴趣似乎与他对物理学的兴趣不相上下，他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指挥——洛斯阿拉莫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又是一个敏感、暧昧不明、偶尔有些脆弱的灵魂。

20世纪20年代，奥本海默先后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物理学课程，同时也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任职，逐渐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重要人物。从量子场论到后来被称为「黑洞」的现象，他在理论物理的多个分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3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奥本海默还对左翼政治事业产生了兴趣。在当时美国工人阶级遭受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崛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加入由美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组织的进步圈子并不算稀奇。许多美国政治左派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更亲近苏联，尤其是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共和政府，反对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为首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奥本海默一直坚称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也从未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公开记录中几乎没有与此相抵触的文件证据。尽管如此，由于奥本海默与许多共产党员和联合组织成员之间频繁往来，早在他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负责人之前，他就已经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监视和窃听的重点对象。

战后，奥本海默和其他参与制造第一批原子弹的科学家担心，政治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原子弹带来的危险。为了避免全球核军备竞赛，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一些科学家主张将核技术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至少在短期内，这一努力失败了）。

一群「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办了《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致力于在核武器和能源（以及基础科学）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公众教育；奥本海默担任了该杂志的赞助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作为所谓的原子弹之父，戴着叠层平顶帽、抽着香烟的奥本海默在二战后成为科学界的名人，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并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和内页。

但在1953年，一名前国会助手向联邦调查局指控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不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在奥本海默博士和秘密数据之间设置一堵屏障。」

奥本海默对中止他的安全许可提出质疑，但经过19天大肆宣传的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部门最终拒绝恢复他的安全许可，也就此结束了奥本海默的从政生涯。

这一决定一直困扰着奥本海默，直到他于1967年去世。2022年12月，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终于撤销了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命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奥本海默博士所经历的审判存在偏见和不公，而他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却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几十年后，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与其说奥本海默对国家不忠，不如说是他原则上反对研制氢弹——这种基于核聚变的武器比1945年用来摧毁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这才是决定禁止他为政府服务的关键所在。

奥本海默的故事是丰富的、微妙的、戏剧性的、充满政治色彩的、极具存在主义意义的、道德上有挑战性的——因此，在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和其他好莱坞IP大片的潮流中，《奥本海默》就像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天使蛋糕上的狼蛛一样显眼（在我看来）。

在下文的访谈中，我问了诺兰是如何选择奥本海默作为电影主题的，又是如何将这位物理学家在凯·伯德和马丁·舍温合写的长达700多页、曾获普利策奖的传记《奥本海默传》（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中铺陈开来的庞杂人生提炼成一个易于拍摄的电影剧本的。

问：我们这本杂志所关注的领域往往令人反感；核武器并不是人们乐意谈论的东西。所以，我感兴趣的第一件事是：你怎么会选择奥本海默作为电影的主题？它显然和蝙蝠侠这种主角不同。

诺兰：当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英国青少年。那是核裁军运动、格林汉康蒙和平营抗议运动的高峰期；在我12、13、14岁的时候，核战争的威胁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我第一次了解到奥本海默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记得斯汀在那首《俄国人》（Russians）中提到了他，其中谈到了奥本海默的「致命玩具」。他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在这几十年间，我听闻了一些信息，即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在计算之后，确定了「三位一体」核试验有着点燃大气层的微小可能性，而且无法从数学上、理论上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他们还是继续进行了试验。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世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情况，任何微小的可能性都会导致地球的终结。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人面对过的责任。

我的上一部电影《信条》中其实就提到了奥本海默；影片中有一段对话谈及奥本海默担忧的连锁反应。当然，那部电影讲述的是对这一概念的科幻式推断：你能把牙膏塞回牙膏管里吗？知识的危险性在于，一旦知识被揭开——一旦它为人所知并成为事实——你就无法把时钟拨回去，把它收起来。

因此，在影片的结尾，我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信条》的男主角罗伯特·帕丁森送了我一本奥本海默的战后演讲集作为杀青礼物。读到5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家们，试图创造某种知识框架，以理解和应对新的生存威胁——地球上的生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面对的生存威胁，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几十年来，我们设法用政策声明和哲学讨论等各种方式将它曝露在公众面前。因此，已经有几代人为「世界末日」的概念提供了知识背景，但这似乎适得其反，并使它作为我们在原子弹阴影下成长的生活的一部分，更容易被人接受。除了《原子科学家公报》及其设立的「末日之钟」，就很少有什么东西仍然在提醒人们目前所处的可怕境地。

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传达信息，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只不过讲故事的一部分必须聚焦于原子弹的基本情况——撇开政策声明、哲学、地缘政治形势，只关注即将释放出来的原始力量，以及这对相关人员和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

问：这显然是一件长远的事情。据我所知，你的剧本基本上是根据《奥本海默传》改编的——我的意思是，那本书有700多页，涵盖了很多内容。谈谈电影的创作过程吧。

诺兰：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因为《奥本海默传》首先是对奥本海默生平的精彩记录和诠释。但是，一切让它看起来令人生畏的东西，正是我从改编中发现的美妙之处——处理真实的生活、历史，并试图以此制作出一部娱乐性的、富有表现力的电影。

作为编剧，你最大的障碍就是权威和知识。我不是科学家，我没有办法在写剧本的短时间内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就必须要依靠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他们的知识。

过去，我曾在拍摄《星际穿越》和《信条》时请教过（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基普·索恩。就《奥本海默传》而言，凯·伯德和马丁·舍温（尤其是马丁·舍温，花了25年时间研究这本书）掌握了大量的权威信息，每一桩事都摆在台面上。

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量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后面还有索引。因此，读完书之后，你可能会想：「等等，关于爱德华·泰勒的那段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可以查看所有的参考资料。

总而言之，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财富，让我可以据此开始创作一个更加具有主观性的剧本。我想从奥本海默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这就是我从凯和马丁的书中得到的东西；我感受到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从中可以发展出一部电影。

问：奥本海默确实是个很难处理的人物——毕竟，他既暧昧不明又变幻莫测。这一点对你来说是更为有趣，还是——

诺兰：是的，如果你看看我之前的电影，就会发现我总是被暧昧不明的讲故事的人、不那么可靠的叙述者、层次丰富的人所吸引——这些都是很棒的角色，不是吗？例如布鲁斯·韦恩、蝙蝠侠和其他所有角色，我对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被悖论禁锢并且受其控制的人很感兴趣。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契合点。事实上，奥本海默的故事是真实的，有着可验证的文献和历史记录，这确实让你可以轻松带领观众踏上旅程。但就我的诠释而言——当然最终是由基里安·墨菲展现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他遇到了什么、如何抵达那些境地以及他做了什么的信息。

实际上，我一直偏爱中世纪、中古英语的角色塑造方法，而不是更现代、更心理化、更小说化的电影人物塑造方法，因为在电影中，通过动作塑造的角色一直是最有力的，因为它是可视的，是以叙事为基础的；对我来说，这是塑造角色及其性格的最有力、最有趣的形式。

因此，在塑造奥本海默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更倾向于通过研究，看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哪里相同，哪里不同——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矛盾的内心冲动，以及他如何处理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情况。

问：这当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在书中，每个人对奥本海默的看法都略有不同——他是不是共产主义者，诸如此类。所以，我很想知道电影里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诺兰：他就像是终极版的罗夏墨迹测验（译者注：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投射测验之一，其中记录并分析了一个人对墨迹的感知）。

我相信你能从奥本海默的故事中看到美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力量的伟大和可怕之处。这是一个极其美国式的故事。它所提出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任何声称奥本海默的故事有简单答案的人——更不用说这部电影本身了——肯定是忽略了某些细节。

问：影片中有很多与物理相关的主题；物理学家对事实和细节都特别挑剔。在创作过程中，有科学顾问指导拍摄或剧本吗？

诺兰：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卫·萨尔茨伯格教授对我们帮助甚大，他在片场帮我们处理了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还请来了基普·索恩，因为我们之前就合作过。基普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奥本海默领导的高级研究所的研讨会，并见到了奥本海默；他还旁听过奥本海默的课。

因此，我请基普与基里安通了电话，然后他还来了片场，跟我聊了聊在研讨会上看到奥本海默的感受——奥本海默是如何组织辩论，如何聆听所有不同的观点，并非常高效、雄辩地进行总结，最后推动对话向前进展。

基普时不时也会回答我的一些问题，例如，有这样一个片段：（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奥本海默读到德国人成功分裂原子的消息后，立即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想要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再现出来。基普就会说：「好吧，这是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写下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想证明的是这一点的话。」

问：哇，真有意思。毕竟，要向普通观众介绍核裂变、核聚变、量子力学，并将其融入到电影叙事中，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诺兰：幸运的是，我有过一些经验，因为我最近的几部电影都在科学或物理学的某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试图从其中打造出戏剧性的故事。关于核裂变和核聚变，以及20世纪20年代革命性的量子物理学，当你把它们置于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时，都会变得极具戏剧性。

就像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对美学艺术和视觉表现进行革命性的重新评估一样，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也在那个时期创作了很多伟大的音乐作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在同一时期也发展得十分蓬勃。

我想说的是，当时的人们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法则，物理学或许是其中最激进的领域。因此，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之间的差异可能大到令人无法理解。

我无法向观众解释——我自己也几乎无法理解——这些差异到底是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底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谁，每个人都知道相对论是一个存在的理论，它改变了世界。

这也促使我把奥本海默置于物理学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宇宙定律被重新评估，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思考模式发生转变的时刻。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当然，当你开始研究和审视奥本海默的故事的戏剧性以及后来的走向时，你会发现这种革命性的狂热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结束的——很多革命都是如此。因此，我们试图给观众解释一些术语和基础知识，至少让他们知道不同理论之间是有本质区别。

裂变和聚变的区别在原子弹和氢弹的对比中至关重要，并且影响了政治、奥本海默和泰勒所处的境况。对核裂变感兴趣的人和对核聚变感兴趣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很接地气。

因此，在剧本和成片中，我会以流行文化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为基础加以发挥——因为人们知道原子弹，也知道氢弹。他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吗？我不确定，但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略作解释。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科学概念戏剧化。

方式其实很多——这也是我和我弟弟与基普合作《星际穿越》时发现的——很大程度上，科学本身就非常戏剧化，理论可以推导出世界末日或彻底毁灭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具戏剧性的危险。因此，跟随科学的脚步，你会进入一些非常极端的戏剧情境。而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这正是毕生所求的。

问：这与人们日常忽视核武器的终极意义的趋势大相径庭。它们真的可以毁灭地球，而大多数人对核武器并没有明晰的概念，也不知道它们的种类有何不同。在你的电影中呈现「三位一体」核试验或任何核爆炸的场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最后是如何决定呈现方式的？

诺兰：在艾玛·托马斯（诺兰的妻子及联合制片人）之后，第一个看到剧本的人是安德鲁·杰克逊，他是我前几部电影的视觉效果总监。因为我一开始就对他说：「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要尝试呈现出人物的内心状态，展示出原子活动，并要在一定程度上描绘量子世界——这几乎是无法展示的，可能需要花哨的电脑特效才能达成。我们必须展现「三位一体」核试验，以及它的破坏过程；但我不想使用任何特效。」

在我之前拍摄的一部影片中，我们使用特效做过一次原子弹爆炸，虽然我认为制作团队完成得非常好，从技术上讲效果也不错，但这也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对特效的看法，那就是在观众的潜意识中，他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动画，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拍摄制作的东西，因此他们并不会有真正的危险感。而在《黑暗骑士崛起》中，我们看到了核爆炸，当时并没有产生特别危险的感觉，因为它发生在海上，危险似乎已经是过去式，而且离我们足够远。

我们展现「三位一体」核试验的目的在于，它象征着原子弹的诞生，人们为之恐惧。你希望它既具有美感又令人恐惧，而真实拍摄的东西本来就更有分量、更有威胁性。

而电脑特效往往会让人感觉更安全一些。如果整部影片的内容都是虚构的，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整部影片都基于我们的生活，而且是真实的、为人熟知的，你就会希望影片中最重要的事件也同样具有扎实的基础和现实的分量。因此，安德鲁苦思冥想了很久，关于如何在微观和宏观的尺度上进行实拍；就此，他还与我们的特效协调员通力合作。视觉效果是后期制作的一部分：光学特效、电脑制图，所有这些都是后期的部分。

而特效则是在现场与演员一起完成的，是当下的事情。负责特效的斯科特·费舍尔，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年。他与安德鲁紧密合作，制作了一些小规模的场景，以替代大型场面，同时他们也实拍了一些大规模的爆炸——演员们也都在场。

通过使用不同的胶片速率和视角，以及不同的化学物质组合——镁光弹与黑火药和汽油的混合物的组合——来制造各种爆炸效果，以替代「三位一体」核试验。而不是引爆一枚真正的原子弹，那就有点极端了（笑）。

问：当然。不过这些过程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诺兰：是很有趣。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但他们的方法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尝试将量子世界视觉化。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实现的，是将对极大和极小的事物的拍摄结合起来。影像中往往存在着尺度的混淆。

我们看到的是遥远的恒星和行星，还是原子和分子？你不太清楚；因为尺度是模糊的。在我看来，量子力学和它所影响的一切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微小的粒子和最庞大的物体之间的转变，而这两者都是由同一套法则明确定义和决定的。

量子物理学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具破坏性的事情。我认为，位于微观和宏观尺度的两极，真的很迷人。

问：你对这部电影的反响有什么想法或预期吗？我知道每个人都希望它大获成功，而你显然也对它颇为满意。但这确实是个有点敏感的话题，不是么？

诺兰：我其实已经给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它就像一个罗夏墨迹测验，会引发各种反应。有些人看完影片后，简直哑口无言。

有些人说不出话来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安，他们喜欢这部电影，但不明白为什么喜欢。影片给人的感觉非常矛盾。我们的目标恰恰也是带来这种复杂的感受，从目前的反应来看，我们似乎做到了这一点。

至于影片如何与文化相融合，在它上映之前我无从知晓。我们把它交给观众，它就是他们的了。我所知道的是，在电影史上有很多时刻，复杂的情感反应或主题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同时也非常具有娱乐性的。

娱乐性这个词似乎有点被污名化，我们往往认为娱乐就是快乐、有趣的事情，但其实不然。它还关于参与性——即这部电影是否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们看完后是否会思考，是否会告诉其他人去看，诸如此类。一部电影会牵扯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参与。

所以是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复杂的参与形式。我们在寻找一种极端的反应，一种不一定很明确的情感反应。但这部电影似乎确实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它似乎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这就是你所能预期的全部。至于它能在文化中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问：鉴于当今的世界局势，核武器的阴影似乎又开始显现了。你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与现实的呼应？

诺兰：你不可能预知一部电影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上映，因为一般都会花几年的时间进行创作。最初开始创作《奥本海默》时，我清楚地记得我跟十几岁的儿子聊过一次，我告诉他我在写什么，结果他对我说：「现在已经没人真正关心核武器了。观众会对这个感兴趣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应该对此感兴趣，而且也许这部电影会对人们了它有所帮助。」

当然，可怕的事实是，世界再一次受到了这种威胁的提醒，这种情况非常糟糕、也很恐怖。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无论它上映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绝对是为了重申核武器独一无二的危险性。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时刻刻思考并深切关注的问题。但很显然，地缘政治局势再次恶化到新闻中所谈论的程度，令人异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