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衍之，在悉尼唐人街卖了三个月包子，一个都没卖出去。
那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我已经站在那辆二手餐车后面整整七个小时了。蒸笼里的包子热了一遍又一遍，面皮从饱满变得干瘪，褶子都塌了下去。悉尼夏天的太阳毒辣得很，晒得餐车铁皮发烫，我的后背湿透了又晒干，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
一个穿香奈儿套装的女人停在了餐车前。
她看起来五十岁上下，保养得很好，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腕上那块表我没见过牌子，但上面的钻石是真的。她盯着蒸笼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最边上的那个猪肉白菜包。
“多少钱？”她问。
“三块五。”我说。
她从手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纸币递过来，我找了零，用纸袋装好包子递给她。她接过之后没走，就站在那里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表情没什么变化，然后转身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走得很快，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跟在后面保持大概二十米的距离，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在悉尼这三个月太孤独了，可能是太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也可能只是单纯想知道，什么人会买一个陌生人的包子。
她拐进了帕丁顿区的一条安静街道，两边都是维多利亚式的排屋，红砖墙，白色窗框，门前种着修剪整齐的茶树。她在一栋房子前停下来，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了我。
我以为她会害怕，会尖叫，会报警。但她只是皱了皱眉，说了句：“进来吧。”
我愣住了。
“你不是跟着我来的吗？”她说，“进来坐坐，外面热。”
我就这么跟着她走进了那栋房子。
客厅很大，挑高至少四米，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悉尼港的日出。家具都是深色的实木，看起来很贵，但有些旧了，沙发扶手处磨出了毛边。她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去厨房倒了杯水放在我面前。
“你叫什么？”她问。
“陆衍之。”
“我叫方景如。”她在我对面坐下，翘起腿，“你那个包子，馅太咸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在那儿卖了多久了？”她又问。
“三个月。”
“一个都没卖出去？”
“今天是第一个。”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容很淡，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却没有笑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会吆喝。悉尼唐人街上那么多餐车，人家都会喊，就你一个人傻站着。你不说话，谁知道你在卖什么？”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面粉的手。
“你住哪儿？”她问。
“车里。”
“哪个车里？”
“餐车。”
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我这儿有个房间空着，你可以住下来。不用房租，但你每天要给我做一顿饭。”
我当时应该拒绝的。一个陌生人，突然让你住进她家，这种事情怎么想都不对劲。但我实在太累了，累到连警惕心都提不起来。三个月的餐车生活，睡在驾驶座上，腿伸不直，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我已经连续失眠两个月了，因为腰疼，也因为绝望。
“好。”我说。
就这样，我住进了方景如的家。
楼上的客房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有一张真正的床，有衣柜，有书桌，窗外能看到一棵高大的蓝花楹树。我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吊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晚饭我做了一道红烧肉，一道清炒小白菜，一锅番茄蛋汤。方景如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好像在仔细品味。吃完后她放下筷子，说了句：“还行。”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没有半夜惊醒。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方景如已经出门了。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和一把钥匙，纸条上写着：冰箱里有吃的，别饿死。
我开始慢慢了解她的生活。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五点回来，偶尔会在外面吃饭。她很少带朋友回家，电话也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二楼的书房里，不知道在做什么。有一次我经过书房门口，听见她在打电话，声音很低，隐约听到几个词：“不行”、“不能让步”、“他们太过分了”。
我没有问她是做什么的。她也从来不主动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每天早上起床做饭，打扫卫生，然后去唐人街继续卖包子。生意还是不好，但好歹能卖出十几个了。我把赚到的钱一半存起来，一半用来买菜买肉，给方景如做饭。
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渐渐摸清了。她不吃香菜，不吃内脏，喜欢吃辣但不能太辣，青菜要脆不能软。红烧肉必须炖够两个小时，糖色要炒得恰到好处，多一分则苦少一分则腻。鱼要清蒸，火候要准，多蒸一分钟肉就老了。
有一天晚上，她难得在客厅看电视，我端了一碗银耳羹过去。她接过来喝了一口，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儿子。”
我的手顿住了。
“他要是还活着，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二十七岁，属兔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站着。
“他叫方屿。”她说，“跟我姓。他爸死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他很懂事，成绩也好，考上悉尼大学，学金融的。毕业那年，他说要去创业，我不同意，我们吵了一架。后来他还是去了，开了家公司，做进出口贸易。”
她停顿了一下，又喝了一口银耳羹。
“公司做得不错，第二年就开始盈利了。他说要把我接过去享福，我说不用，我自己过得挺好。”她把碗放在茶几上，“第三年，他去南美谈生意，飞机出事了。”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空调嗡嗡地响着，窗外的风吹动了窗帘。
“对不起。”我说。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她站起来，“又不是你开的飞机。”
她上楼去了，脚步声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似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出国前她站在机场送我的样子，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掉下来。我说妈我走了，她说嗯，到了记得打电话。我转身走进安检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瘦瘦小小的，被周围的人流挤得东倒西歪。
我来悉尼是为了什么呢？
说起来很可笑，是因为一个女孩。
三年前我在国内一家外贸公司上班，认识了一个叫周雨桐的女孩。她是公司的翻译，英语很好，长得也漂亮。我们在一起两年，她说想去澳洲发展，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放弃，二话不说辞了工作办了签证。
结果到了悉尼不到半年，她就跟我说分手了。
理由很简单，她遇到了一个在投行工作的男人，年薪四十万澳币，有房有车。而我只是个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的外来者，靠在中餐馆洗碗维持生计。
“衍之，你别怪我，”她当时这么说，“人总要往高处走的。”
我没有怪她。我只是觉得自己太蠢了。
后来我从那家中餐馆辞职，买了辆二手餐车，开始卖包子。我不会别的，就会做包子。我妈以前在老家开过包子铺，我从小就在店里帮忙，揉面擀皮调馅，这些活儿闭着眼睛都能干。
可我忘了这是悉尼，不是中国。这里的人吃汉堡吃披萨吃越南粉，谁会花钱买一个中国人的包子？
如果不是方景如，我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住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方景如突然说：“你那个包子，别在唐人街卖了。”
“为什么？”
“地段不对。”她说，“唐人街上全是中餐，竞争太大。你要去那些当地人多的街区，去那些没见过包子的人面前卖。”
“可我不会英语。”
“你不会学吗？”她看着我，“你才多大年纪，学个英语有多难？”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第二天她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这个地方有个周末集市，人流量大，租金便宜。你去试试。”
我按照地址找过去，是一个叫帕丁顿市场的地方。每个周六都有集市，卖什么的都有，手工饰品、二手家具、有机蔬菜，还有一些小吃摊。我交了摊位费，把餐车开过去，试着吆喝了几声。
“包子！好吃的包子！”
刚开始声音很小，连自己都听不太清楚。后来慢慢放开了，嗓门越来越大。有几个白人走过来看了看，指着蒸笼问这是什么。我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解释，说是中国的饺子，但不是饺子，是包子，里面有肉馅。
他们买了一个尝了尝，竖起了大拇指。
那一天我卖了四十二个包子。
收摊的时候我数着钱，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兴奋，也不是满足，而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好像脚终于踩到了地上。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绕去超市买了条鱼，打算给方景如做清蒸鲈鱼。她已经吃了快一个月我做的菜了，从来没夸过我，但也从来没说过不好吃。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客厅的灯亮着，方景如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今天怎么样？”
“卖了四十二个。”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继续低头看文件。但我注意到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应该算是笑了吧。
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说：“下周我要去一趟墨尔本，大概三天。你帮我看家。”
“好。”
“冰箱里有菜，别忘了吃。”
“知道了。”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神有点奇怪，像是想说什么但又犹豫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端起碗继续吃饭。
方景如去墨尔本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待在那栋大房子里。白天去集市卖包子，晚上回来看看电视，有时候会去她的书房门口站一会儿。门锁着，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第三天晚上，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请问您是方景如女士的家属吗？她在墨尔本出了车祸，现在在皇家墨尔本医院抢救。”
我挂了电话，手抖得厉害。我翻遍了通讯录，不知道该联系谁。方景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至少我没见过她有任何人来往。我是她唯一的联系人，虽然严格来说我连她的租客都算不上。
我连夜开车去了墨尔本，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方景如躺在ICU里，身上插满了管子，脸上戴着呼吸机。医生说她的肋骨断了三根，脾脏破裂，颅内出血，情况很不乐观。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医生出来告诉我，手术成功了，但还要观察。我问能不能进去看她，医生说可以，但只能待十分钟。
我穿上防护服走进ICU，方景如还没醒，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突然发现她其实很瘦，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她的手露在外面，手背上全是针眼和淤青。
“方阿姨，”我轻声叫她，“我在这儿呢。”
她没有反应。
我在墨尔本待了五天，每天都去医院看她。第六天她终于醒了，睁开眼睛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走？”
“您还没好呢，我走什么。”
“我的事不用你管。”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虚弱，但还是那么倔强。
我没理她，转身出去找医生。
她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市场之间。上午在医院陪她，下午去集市卖包子，晚上回来给她熬粥。护士们都以为我是她儿子，我也懒得解释。
出院那天，医生把她叫到办公室单独谈话。我在外面等着，等了很久她才出来，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我问。
“没事。”
“医生说什么了？”
“说了没事。”
她走得很急，我追上去拉住她的胳膊。“方阿姨，到底怎么了？”
她甩开我的手，站在走廊里，背对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胰腺癌，晚期。”
那天晚上回到悉尼，方景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有出来。我做了饭端到她门口，敲了半天门她也不开。最后我只能把饭菜放在门口，自己下楼去吃。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隔着门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很小很小的声音，像是怕被别人听到似的。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敲门还是该离开。
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第二天早上，方景如照常下楼吃早饭，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她穿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甚至还涂了口红。
“今天的粥不错。”她说。
“加了百合和莲子。”
“嗯。”
吃完饭她出门去了，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依然每天早出晚归，我依然每天去集市卖包子。我们默契地不提那件事，就好像那天的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她开始吃得越来越少，有时候一碗粥只喝几口就说饱了。她的体重下降得很快，衣服明显变大了。她开始咳嗽，经常捂着胸口，脸色也越来越差。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说想吃我做的包子。
我马上去厨房准备。和面、剁肉、调馅，每一个步骤都很认真。包子的褶子捏得整整齐齐，十八个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蒸好的时候她已经在餐桌前坐着了。我端了一笼过去，她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好吃。”她说。
“那就多吃点。”
“衍之，”她突然叫我的名字，“你恨你爸妈吗？”
“不恨啊，怎么了？”
“他们把你扔在国内不管，让你一个人在澳洲吃苦，你不恨他们？”
我愣了一下。“他们没有扔下我，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你后悔吗？”
“说实话，”我坐下来，“有时候后悔。但后悔也没什么用，路是自己选的，跪着也得走完。”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情绪。“你比你那个女朋友强。”
“您怎么知道我女朋友的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笑了一声，“你那点破事，整个唐人街都传遍了。说你为了一个女人跑到澳洲来，结果被人甩了，惨兮兮地在街上卖包子。”
我脸红了。
“不过现在好了，”她说，“你现在是个卖包子的老板了。”
“什么老板，就是个摆摊的。”
“摆摊的也是老板。”她认真地纠正我，“靠自己本事吃饭，不丢人。”
那段时间我开始琢磨一件事。方景如每天都在外面跑，到底在忙什么？她的身体状况明明已经很差了，为什么还要天天往外跑？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她说：“处理一些事情。”
“什么事？”
“一些该处理的事。”
她不愿意说，我也不好再问。直到有一天，我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份文件。那是一份遗嘱，日期是三天前的。
我本来不该看的，但那份遗嘱就摊在那里，上面的字清清楚楚。她把房子留给了慈善机构，把存款捐给了癌症研究基金会，还有一笔钱，留给了“陆衍之”。
金额是三万澳币。
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你当启动资金，把包子店开起来。”
我拿着那张纸条，手抖得厉害。
那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进门的时候脸色很差，走路都有些晃。我赶紧扶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
“方阿姨，我看到那份遗嘱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你看到了？”
“为什么要给我钱？”
“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她说，“我不想你一辈子卖包子。”
“卖包子怎么了？”
“没怎么，但你值得更好的。”她喝了口水，“你手艺不错，人也踏实，就差一个机会。三万块不算多，但在悉尼租个小店面够了。”
“我不能要您的钱。”
“这是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她瞪了我一眼，“你要是敢不收，我现在就把遗嘱改回来。”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她站起来，“我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
接下来的两个月，方景如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开始化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最后干脆剃光了。她买了好几顶假发，每天换着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陪她去做了几次化疗，每次都要在医院待大半天。化疗的反应很大，她会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有时候连站都站不稳。但她从来不在我面前抱怨，只有一次，她吐完之后靠在椅子上，小声说了句：“真他妈难受。”
那是她唯一一次说脏话。
秋天来了，悉尼的天气开始转凉。蓝花楹开了，整条街都是紫色的花瓣，风一吹就像在下雪。方景如最喜欢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花，一看就是一下午。
有一天她突然说：“我想回一趟国。”
“回国干什么？”
“看看老家的房子，看看我爸我妈的坟。”
“那我陪您去。”
“不用，我自己能行。”
“您这样怎么自己行？”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好吧。”
我们订了机票，飞回了她的老家——浙江的一个小县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家乡在哪里，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十九岁那年考上了大学，是镇上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企工作，认识了她的丈夫，一个温文尔雅的工程师。
结婚后他们有了儿子，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直到丈夫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去世，留下她和年仅三岁的儿子。
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供他读书，送他出国。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悉尼大学，毕业后创业成功。她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结果儿子却在一次出差途中遭遇空难。
“我这一辈子，”她站在父母的坟前说，“送走了三个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儿子。”
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假发。我帮她整理好，她笑了笑，说：“走吧，去看看老房子。”
老房子还在，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斑驳，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进去。
“算了，”她说，“走吧。”
回悉尼的飞机上，她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坐在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云层下面是太平洋，深蓝色的海水一望无际，偶尔能看到一艘船，像一片树叶漂在水面上。
“衍之，”她突然开口，“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说，“但我觉得，应该会有个地方，能让我见到我儿子。”
“会的。”
“你信吗？”
“我信。”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谢谢你。”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
回到悉尼后，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说她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她开始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我放下了包子摊，专心在家照顾她。每天给她擦身体、喂饭、翻身、换尿布，像一个护工一样。
有时候她会清醒过来，看着我忙来忙去，会说：“辛苦你了。”
“不辛苦。”
“你本来不用管我的。”
“我愿意管。”
她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精神很好，非要坐起来吃东西。我给她煮了一碗馄饨，她吃了大半碗，还喝了几口汤。
“衍之，”她说，“我有个事想求你。”
“您说。”
“等我走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海里。我儿子就是从那里走的，我想去找他。”
“好。”
“还有，”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支票，金额是十万澳币。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拿着。”她的声音很虚弱，但语气不容拒绝，“店面我已经帮你找好了，就在帕丁顿市场附近，租金谈好了，合同签了三年。你只要把装修弄好就能开业了。”
“您什么时候找的？”
“早就找了。”她笑了一下，“你以为我这几个月在外面跑什么？就是帮你找店面。”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别哭，”她说，“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
“方阿姨……”
“行了，我困了，要睡了。”
她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在床边坐了很久，看着她的脸。她睡着的样子很安详，眉头舒展开来，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一周后的凌晨，方景如走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几乎听不见了。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我掌心里慢慢变凉，知道她走了。
我没有哭，只是把她的手轻轻放好，然后起身去打了盆热水，给她擦了脸，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她之前交代过，要走得体体面面的。
葬礼很简单，只有我一个人。我按照她的遗愿，把骨灰撒在了悉尼港的海面上。那天风很大，海浪拍打着礁石，白色的浪花溅得很高。我把骨灰一点一点撒出去，看着它们随着海风飘散，消失在蔚蓝的海水里。
“方阿姨，”我对着大海说，“您放心去找您儿子吧。包子店我会好好干的。”
海风吹过来，像是她的回应。
我用了那笔钱把店面装修好，挂上了招牌——“方记包子铺”。店名是她生前就想好的，她说她的姓好听，叫起来响亮。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大部分是帕丁顿市场的熟客。他们听说我开店了，都跑来捧场。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终于有个正经地方了。”
我笑着点头，转身走进厨房，开始揉面。
面团在手里翻转揉捏，每一次按压都用尽全力。汗水滴在案板上，和面粉混在一起。我突然想起妈妈教我和面的场景，想起她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说的话：“做包子最重要的是用心，你把心放进去了，别人就能吃出来。”
我包了十八个褶的包子，整整齐齐地码在蒸笼里。蒸汽升腾起来，带着麦香和肉香，弥漫了整个店面。
第一批包子出锅的时候，我拿了一个咬了一口。
馅料鲜嫩多汁，面皮松软有嚼劲。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
我想起方景如说的第一句话：“你那个包子，馅太咸了。”
现在我终于做出了不咸的包子。
可惜她吃不到了。
傍晚收摊的时候，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夕阳把一切都染成了金色，蓝花楹的花瓣在空中飘舞，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
我掏出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开店了。”
“真的？”妈妈的声音里带着惊喜，“在哪儿开的？”
“悉尼，帕丁顿这边。”
“生意怎么样？”
“还不错，今天第一天，卖了两百多个。”
“那就好，那就好。”妈妈顿了顿，“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
“钱不够花就跟家里说，别硬撑。”
“够花，您别担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发了会儿呆。天边的云彩慢慢变暗，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鸽子扑棱着翅膀飞过屋顶。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面粉，转身走回店里。
明天还要早起和面。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而充实。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和面、调馅、蒸包子，六点开门营业。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继续，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关门。
生意越来越好，回头客越来越多。有个在附近上班的白领每周三都会来买两个猪肉白菜包，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有个华人老太太每周日带着孙子来，小孩最爱吃豆沙包，每次都吃得满脸都是。
我请了两个帮手，一个负责收银，一个负责洗碗。厨房里的事还是我自己来，从和面到调馅到包制，每一个环节我都亲自把关。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厨房，突然听到门口有人喊：“老板，还有包子吗？”
我探出头去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职业装，手里拎着公文包，看起来刚下班。
“不好意思，已经卖完了。”
“啊……”她失望地叹了口气，“我同事说你家的包子特别好吃，我专门绕路过来的。”
“明天来吧，明天早上六点开门。”
“那好吧。”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了，你们家的招牌为什么叫‘方记’？是你姓方吗？”
“不是，”我说，“是我一个朋友的姓。”
“哦，”她点点头，“那你朋友一定对你很重要。”
“是的。”
她笑了笑，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店里的灯光照在玻璃门上，映出我的影子。我穿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很狼狈。
但我突然觉得很安心。
方景如说得对，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丢人。
我关掉灯，锁上门，走在回家的路上。悉尼的夜晚很安静，偶尔有辆车驶过，尾灯在黑暗中拖出一道红光。头顶上是南半球的星空，银河清晰可见，密密麻麻的星星像撒了一把碎钻。
我停下脚步，仰头看着天空。
“方阿姨，”我轻声说，“包子店挺好的，您放心吧。”
风从海面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路，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
因为有人相信我能走下去。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店里包包子，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哗。我探头一看，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走进店里，环顾四周，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你就是陆衍之？”
“是我，您是？”
“我是方景如的律师。”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方女士生前委托我处理一些事情，其中一项是把这个交给你。”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我低头一看，是一份房产转让协议。
“这栋房子，”律师指着协议上的地址，“方女士在半年前就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只是她让我等她去世后再告诉你。”
我愣住了。
“还有，”律师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她留给你的信。”
律师走后，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上面是方景如的字迹，工整有力，和她这个人一样利落。
“衍之：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
别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活了这么多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没什么遗憾的。
房子给你，是因为我不想它被卖掉。那是我儿子住过的地方，每一块砖都有他的记忆。我希望你能住在那里，帮我守着那些回忆。
你是个好孩子，善良、踏实、肯吃苦。这些品质在这个时代很难得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成绩来，不只是卖包子，以后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记住，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认认真真。不管将来走到哪一步，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还有，别再睡车里了。
方景如”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小心翼翼地收进口袋。
那天晚上我没有加班，早早关了店门，回到了那栋房子。客厅还是原来的样子，墙上的油画还在，沙发还在，只是少了那个坐在上面看文件的人。
我走上二楼，推开她书房的门。这是我第一次进来，房间里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书，大多是法律和经济类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她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合影，背景是悉尼歌剧院。
那个男人应该就是方屿。
照片里的方景如还很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搂着儿子的肩膀，下巴搁在他头顶上，满脸都是骄傲和幸福。
我把照片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然后放回原处。
“方阿姨，”我对着照片说，“我会好好守住这栋房子的。”
窗外的蓝花楹又开了，紫色的花瓣在风中摇曳。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条熟悉的街道，看着远处的城市天际线，看着更远处的海平面。
悉尼的夕阳很美，橙红色的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金。
我想起方景如说过，她最喜欢看日落，因为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现在我也喜欢看日落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泡一杯茶，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入海平面以下。天边的云彩从橙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紫色，最后变成深蓝色。
这时候的风最舒服，不冷不热，吹在脸上痒痒的。
有时候邻居路过，会跟我打招呼：“嘿，陆，又在看日落？”
“是啊，”我说，“今天的日落很好看。”
“你每天都这么说。”
“因为每一天都不一样。”
邻居笑着摇摇头，牵着狗继续散步去了。
我坐在那里，喝着茶，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路灯亮了，星星出来了，月亮挂在树梢上，像个弯弯的眉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淡如水，却让人心安。
我终于明白，方景如留给我的不只是房子和钱，还有一种活法。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咬牙坚持下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都要保持体面和尊严；不管别人怎么看，都要堂堂正正地活着。
她现在应该已经找到她儿子了吧。
我想。
一定找到了。
因为她那么好的人，老天爷不会让她失望的。
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转身走回屋里。
明天还要早起和面。
生活还在继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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