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蕃禺”铜鼎 南越王博物院藏
■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
目前已知最早出现在文物上的“蕃禺”二字，可追溯到秦代漆盒上的烙印。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西村石头岗一号秦墓中，发现了一件椭圆形漆盒。这件漆盒以木为胎，髹以黑漆，盖面朱绘云纹。真正令学界瞩目的是盒盖正中那两个烙印而成的汉字“蕃禺”。“蕃禺”二字采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标准小篆体，由此可以推测该器为秦代产物。但由于年代久远，“禺”字下半的漆皮已经脱落，但木胎上的烙痕依然清晰可辨。这件漆盒是目前考古发现中“蕃禺”地名见于实物的最早一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秦代已在岭南建造了蕃禺城，也是广州建城史最重要的实物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漆盒上的“蕃禺”二字采用的是烙印工艺，即用加热的金属印章压印在漆器表面。这种工艺与后来青铜器上的刀刻铭文截然不同，由此可推测秦代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特征，烙印是批量作业中的标志性手段，用以标明器物的产地和作坊归属。
如果说秦代漆盒上的“蕃禺”是岭南早期建城史的鲜见例子，那么，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则展现了“蕃禺”作为南越国都城的辉煌。南越文王墓共出土9件刻有“蕃禺”或“蕃”字的青铜器，包括汉式铜鼎4件、越式铜鼎3件、铜壶1件和铜匝1件。这些器物的铭文均采用刀刻阴刻工艺。其中，汉式铜鼎的器盖上隶刻“蕃禺，少内”，腹部外壁则刻有“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等铭文，既标明产地，又标注了容量和管理的官署。?
越式铜鼎则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盘口形或浑圆腹，平底，三直足扁且外撇。这些越式鼎同样刻有“蕃禺”或“蕃”字铭文，体现了南越国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保留了本土工艺传统。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部分铜鼎出现了全称与省称同存的现象：器盖上刻“蕃禺，而腹部则刻“蕃”。这种“蕃”作为“蕃禺”省称的用法，为研究秦汉时期地名缩略现象提供了珍贵材料。
铭文中的“少内”是?秦汉时期掌管天子私财的宫廷仓库?及?县级收储钱财的官署机构。这表明这批青铜器由南越国宫廷直接管理和使用，进一步印证了“蕃禺”作为南越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出土文物还清晰展示了“蕃禺”到“番禺”的演变轨迹。秦汉期的器物铭文皆作“蕃禺”，“蕃”字带有草头；而进入东汉以后，“草头”逐渐被省略，写作“番禺”。
这一变化在其他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香港九龙李郑屋村东汉墓出土的墓砖上刻有“大吉番禺”；1998年广州番禺钟村镇东汉墓的砖文则出现了“番禺男”“番禺都亭长”等称谓。此外，1995年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中，蓄水池石壁上刻有斗大的“蕃”字；2005年出土的南越木简上，亦有墨书“蕃池”“蕃禺人”等记载。
有关“番禺”得名来源，在文献中，长期为人熟知的经典解释，是由山得名，有“一山”（番山）或“二山”（番山、禺山）之说。
然而，文化学者宋亦箫在《“番禺”得名于“蕃商侨寓”考》中则认为，“番禺得名于‘蕃商侨寓’的省称，它的出现，证实了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蕃商侨寓于今天的广州，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早的海上丝路起点。”他的这个推论，似乎有一定道理，期待有更多的佐证，也有助于“海丝”在广州的研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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