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热浪之下，为何中欧表现截然不同？近日，巴西阿雷格里港军事学院地理学教授迭戈·帕塔索（Diego Pautasso）与巴西大学全球经济与中国研究中心（GEChina-UnB）合作教授伊西斯·帕里斯·玛雅（Isis Paris Maia）在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经验为长期规划、增强国家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以及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战略规划之间提供了重要的对比视角。现将中文译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4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本文原文刊发在毛里西奥·格拉博伊斯基金会网站
席卷欧洲的新一轮热浪再次造成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次极端天气事件，它揭示了超越气候维度的结构性进程。这场悲剧凸显了国家在规划和提供公共产品以预防和应对极端事件方面的能力弱化迹象，暴露了其媒体报道中弥漫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对比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与气候变化适应模式，重申了基础设施作为现代化和社会保护体现的核心地位，并最终为当前国际秩序中正在发生的系统性转型提供了证明。面对这一背景，我们有必要从生态文明范式的角度出发，反思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的经验。
热浪和欧洲国家能力的削弱
每年夏季来临，欧洲的热浪悲剧便会登上头条新闻。根据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2024年欧洲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情况及预防可避免死亡的紧急卫生预测》），2022年至2024年间，欧洲大陆有超过18.1万例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一波又一波的热浪不断刷新气温纪录，并随之系统性地夺走生命，而这些死亡却普遍被漏报，因为死亡证明上鲜少将其列为死因，往往隐藏在急性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诊断的背后。
除了高温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欧盟未能采取与此挑战相匹配的政治应对措施。欧盟在其2021-2027年预算中拨款6800亿欧元用于气候相关措施，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用于城市热岛效应的适应性措施，正如欧洲环境署（EEA）2024年报告中所记录的那样，欧盟“将更多的关注和政治资源投入到欧洲绿色协议的脱碳部分，而非其适应性支柱”。欧洲环境署38个成员国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国家能够近乎实时地监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只有20个国家系统地追踪高温对健康的影响。
脆弱性在人口统计学上呈现集中趋势，65岁及以上人群占欧洲因高温死亡人数的85%。考虑到这是一个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的大陆，在功能失调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风险将进一步扩大（《世界人口展望2024》，联合国，2024年）。当欧洲未能适应时，其较富裕的公民得以自我隔离，而其余人群则被置于高温威胁之下。此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有约20%的欧洲家庭拥有某种制冷系统。
在此背景下，常以文明典范自居的欧洲，却漠然坐视其最脆弱的公民走向死亡。在将禁欲主义与美德混为一谈的所谓环保先锋主义外衣下，拒绝对夏季防暑降温进行投资，暴露了这是一项政治决策。欧洲持续使用那些未针对高温进行热适应性改造的陈旧建筑，甚至缺乏调整日常生活以适应极端高温状况的政策。
那些人均GDP位居全球前列、拥有数百年资本积累、本应具备模范基础设施的国家，竟在短短几天内因高温导致超过1400人死亡，这是不可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数据，这一数字在2025年已超过2.4万人。尽管遭遇极端气候，但这一事实近年来屡屡发生，这暴露出政府在调整老化基础设施以适应已经到来的气候现实方面的无能。
中国与环境治理：适应性行动与结构性行动之间
中国则证明了，一种既能采取应对紧迫挑战的适应性行动，又能推行面向长期转型的结构性举措的治理模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2012年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生态文明”理念，正是这一范式在概念上的关键所在。这是一种将具有约束力的环境目标纳入“五年规划”、并使环境公共政策贯穿于社会与发展各个领域的综合治理模式。
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中国正采取多项紧急适应措施。仅在2024年，中国就新建了1万多个监测预警站，显著提升了极端事件的预测能力。在由中国华能集团管理的澜沧江流域，已建成12座梯级水电站，配备数字化监测和流域集中调度系统，使自然洪峰减少了约70%。为应对长期干旱，中国正启用水库以维持供水和供电能力；同时，中国也在开发水风光一体化系统，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
在海岸适应方面，六道潮汐堤和宁津海岸东堤等项目正在实施，以保护这些地区免受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影响。水库得到加固，城市排水系统得到扩建，并定期开展应急模拟演练，以训练救援队伍和民众。在深圳，海岸线全长13公里的深圳湾公园保持了沿海基础设施不进行大型建设，红树林和湿地植被保护着超过1200万居民免受风暴和海水侵袭。
因此，中国应对极端气候的思路是将适应和减缓相结合。2022年制定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英文版）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全面的规划，其目标和时间表涵盖城市韧性、生态系统恢复、预警系统和风险评估等领域。《长江流域保护法》（2020年）以及江西平乡等地区的河流生态修复项目，正是环境保护与气候适应相结合的典范。在平乡，修复后的河岸湿地和缓坡绿化不仅降低了洪水风险，还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栖息地，并惠及当地居民。
“海绵城市”项目是迫切需要适应和结构转型的综合体现。该项目于2014年启动，并于2015年扩展至30个试点城市，代表着城市规划的一场革命。中国城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混凝土、管道和水坝为基础的“快速排水”模式，而是将雨水的吸收、滞留、净化和再利用作为补充措施。它通过透水路面、雨水花园、屋顶绿化、人工湿地、蓄水公园和生态廊道等方式，系统性地整合了灰色和绿色基础设施。同样致力于城市空间环境复兴的“森林城市”项目正在重塑中国的城市景观，将曾经空气质量差的“钢筋水泥丛林”改造为绿树成荫的城市。
对于不熟悉这一主题的人来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深受极端环境条件影响的国家，其中包括几乎难以想象的温差变化。在东北的哈尔滨，冬季气温可达零下42.6摄氏度，夏季气温可达37.8摄氏度。在新疆，最高气温接近50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2.3摄氏度，导致同一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温差高达约100摄氏度。
此外，中国境内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类型，同时面临着南方毁灭性的洪灾、西北地区的极端干旱、沿海地区的台风以及内陆地区的热浪。而欧洲人均能源消耗量远高于中国，气候挑战相对较小，资源也远胜于中国，却难以应对热浪而不造成数千人死亡。举例来说，到2023年，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超过145台空调，并推行了提高空调能效的更新换代政策，而欧洲却完全没有能力让房屋适应热浪。
民族中心主义与权力更迭
主流媒体更倾向于将巴黎、伦敦或马德里数千人的死亡归咎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前所未有的热浪”。对于政府效率低下和公共部门的疏忽，却鲜有提及。然而，毫无疑问，如果同样数千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在南半球国家，媒体的报道方式将会截然不同。叙事会立即反转，转而从“腐败”、“政府效率低下”、“失败国家”甚至“种族灭绝”等概念中寻找解释。在最近委内瑞拉地震期间，此类解释屡见不鲜，用来解释救援遇难者的困难。
在新冠疫情期间，来自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惊人数字未受到严厉批评。人们很少提及这些国家显而易见的政府效率低下或医疗体系的缺陷。没有人质疑，作为一个人均医疗支出很高的大国，美国为何累计死亡人数超过百万。
除了象征意义和叙事层面，欧洲的热浪及其应对能力的不足也揭示了时代的变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自诩为文明先锋的欧洲，如今正反复显露出其发展困境的迹象。这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现代化或城市适应新气候的问题，而是发展模式本身正在瓦解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展现出现代化模式的持续更新。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将发展与可持续性相结合。中国的基础设施转型或许是这一发展轨迹最清晰的标志之一，高速铁路、大城市规划以及从固体废物处理到能源系统等各个领域的生态转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托德在《西方的失败》一书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欧洲自身也屡屡显露出其失误的迹象。自由民主的危机及其政治代表日益失灵，再加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共同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瓦解，使得情况雪上加霜。这种规范的缺失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复兴和社会原子化、生存危机感的蔓延以及集体视野的丧失。我们目睹的恰恰是这种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无法明确政治视野的困境，绝非偶然。
结语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多维度的系统性转型，其中地缘政治、技术、人口、环境和文明的变革相互交织。目前席卷欧洲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也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气候变化的结果。它们暴露了现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揭示了国家基本能力的削弱，并凸显了在日益频繁的风险面前，将经济资源转化为对民众有效保护的难度。事实上，欧洲曾是构建福利国家和普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标杆，如今却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能力方面显露出不足。
中国的经验为长期规划、增强国家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以及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战略规划之间提供了重要的对比视角。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经济发展、气候适应和环境保护不再是相互竞争的目标，而是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化战略。
因此，当前的系统性转型不仅关乎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还涉及不同发展理念、国家行为方式以及集体福祉构建方式之间的博弈。它关乎反思，在环境风险日益加剧的世纪里，哪些发展模式和国家组织形式最能保障安全、韧性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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