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着时没人记得名字，办校靠卖地卖字，临终前还在为抗战筹钱
一个被时代甩开的老人，坚持亲手建起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重要的目标。
教育不是等待风来，而是这个人自己变成那股力量，推动事情往前走。
马相伯生于1840年，卒于1939年，在世九十九载，他一生少有安稳日子，总在教育事业上奔忙，六十二岁时卖掉名下全部田产，筹款创办震旦学院，这在当时读书人普遍追求功名、做官养老的风气中显得特别，他晚年无子女、无积蓄，租房居住，靠卖字得来的钱全都捐给抗战事业。
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名字取的是“东方”这个意思，学校开了法文、数学、物理这些课，学生还能参加校规的制定，这在清朝末年来说真是反着传统来的，过去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但马相伯却让学生自己说话，后来教会想要接手学校，他二话不说退出去了，也不肯退让，他说教育这件事不能变成外国人手里的工具，这可不是闹情绪，他是真心觉得这条路走歪了。
1905年他重新创办复旦公学，名字取自《尚书》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句话，意思是太阳每天升起，民族也要不断前进，学校没有政府资金支持，也没有固定校园，靠着张謇、严复这些人出钱维持，他让学生学习英文、阅读西方书籍，同时强调要明白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于右任因为反对清朝被追捕，逃到复旦来，他收留了于右任，这不是简单帮忙避难，而是用行动表明，学校必须能容纳那些敢于思考和表达的人。
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也做过南京市市长，但两次都主动辞去职务，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做官只能管一时的事，办教育却能影响很多代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快一百岁了，仍然每天写字卖钱，把挣来的钱全都寄往前线支援，他不组织募捐活动，也不上台演讲，只是安静地坐着，一笔一画地写，有人说他是爱国老人，我觉得他更像一个赌徒——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押上，赌的是中国有一天能真正站起来。
那时张伯苓办南开学校，有商人帮忙出钱，陈嘉庚建厦门大学，靠的是华侨从海外寄来的资金，马相伯却什么也没有，只能靠自己和几个朋友一点一点凑出零花钱，他不去依靠有权有势的人，反而让教育保持了独立，现在各个大学都在争“双一流”，经费和安排都得看上面的意思，回头看看马相伯当年的做法，其实早就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路。
他的人生转折点总卡在国家最难熬的时候，1840年鸦片战争出生，1903年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立复旦，1912年管理北大，1937年抗战爆发，1939年在越南去世，每次遇到大变动，他没有躲避，也没有跟着喊口号，只是安静地做自己的事，别人等到时机合适才动手，他偏在最糟糕的时候先干起来。
有人想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
他没给出答案，只留下一堆卖字的收据和几所学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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