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仙阁石壁上的永昌元年
李 辉
在成都平原西南，蒲江县朝阳湖镇的碧云峰山麓，有一处名叫飞仙阁的石窟群，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蒲江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九十二龛、七百七十七尊造像，密密匝匝地刻在红砂石崖壁上，像是时间一页页翻过去的痕迹。
刻在第60号龛造像左侧的两行小字特别值得留意。字不张扬，却像一把钥匙，轻轻一转，就打开了一道通往唐朝的门。
那行字写着：“永昌元年五月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壹龛王□□合家大小□通供养”。
这二十来个字里，藏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武则天改朝换代、利用佛教铺路的大时代；另一个，是蒲江乡下一位叫“王□□”的普通人过自己小日子的朴素愿望——全家平安。而这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就在龛门两侧那对默默站立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夫妻身上。
一行题记，三个关键词
第60号龛位于飞仙阁区北侧崖壁中部上层，外龛宽146厘米、高171厘米、深91厘米，内龛宽128厘米、高167厘米、深65厘米。龛形为双层方形，内龛龛楣及两侧雕有厚重的佛帐，壁面打磨平滑。
龛内共有造像九尊——环三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胁侍，龛口外侧又各雕一像。主尊是菩提瑞像，也就是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佛戴宝冠，袒右肩，身着偏衫，右臂戴宝钏，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身后雕刻着菩提树叶状的背光，对应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典故。
两侧站着弟子和菩萨，龛口两侧本是力士的位置，这里却被供养人取代了。凿痕已有些模糊，但题记依稀可辨。
飞仙阁60号龛。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察报告称此龛“堪称武周时期佛教龛像的典范”。摄影：罗国建
“永昌元年”。这个年号只用了不到一年——689年正月改元，十一月就换成了“载初”。五月开凿的这龛像，恰好落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缝隙里。这龛像不仅是飞仙阁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造像，也是四川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菩提瑞像。
“天皇天后”。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到永昌元年，高宗已去世六年，武则天临朝称制。题记仍写“天皇天后”，既尊先皇，也认天后。那位王姓供养人大概没想那么多，只是按规矩刻上去：为皇上皇后祈福，总没错。
“瑞像”。不是普通的佛像，通常指具有特殊造型、特定神异指向的一类造像——有的戴宝冠、饰璎珞，有的身色奇特，形态各异，背后往往有明确的“灵瑞”传说或粉本来源。第60号龛的这尊，正是“瑞像”中特殊的一类，称为“菩提瑞像”。“菩提”二字，点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的主题。其造型粉本（包括主尊形象、胁侍组合、背屏装饰及台座形制），可追溯到贞观年间王玄策从印度摹写回来的那一批“西国瑞像”——一个蒲江普通人出资雕刻的佛龛里，竟坐着一尊源自印度的“舶来款”。
更难得的是，题记中直接出现了“瑞像”二字——这意味着当时的工匠明确知道自己凿的是“瑞像”，而非泛泛的佛像。在全国范围内，自名为“瑞像龛”的实例都极为罕见。大多数瑞像龛是后世研究者根据图像特征命名的，而第60号龛的题记中，“瑞像”二字赫然在列。
题记是这龛像的“身份证”，但真正让这龛像活起来的，是站在龛门两侧的那两个人。近年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对第60号龛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前者于2019年、后者于2024年分别形成了翔实的现场考察记录，为后续研究积累了扎实的基础资料。两校的调查报告对本龛的形制、造像布局与题记释读均有细致著录，本文对第60号龛细节的描述，主要依据了这些成果。
题记中那个模糊的“王□□”，我们姑且称他为老王。在佛教石窟中，像老王这样出资开龛造像的人，被称为“供养人”或“功德主”。他们不仅提供资金，往往还会要求工匠将自己的形象雕刻在佛像身边，并留下题记。这既是虔诚的供养，也是希望在佛的注视下，让自己的存在能被记住。
武则天的大时代
永昌元年正月朔，便不寻常。
正月初一，武则天在洛阳新建成的万象神宫大宴群臣，大赦天下，大酺七日，将年号从“垂拱”改为“永昌”。垂拱出自《管子》中的“垂拱而天下治”——一个温良的儒典词句，武则天用了四年，如今也换了。
“永昌”二字，来自一年前从洛水中打捞上来的一块白石，上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不过是武承嗣命人凿字填缝、伪装纹理的伪造祥瑞。武则天大喜，将白石命名为“宝图”，加尊号“圣母神皇”。
洛阳明堂遗址保护展示建筑，2012年建成。武周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始建明堂，定名万象神宫。永昌元年正月，她于此大宴百官，改元永昌，是武周皇权核心象征。摄影：向文军
真正的热闹不止于年号。万象神宫高三层、近三百尺，是和尚薛怀义督造的。北侧更高的天堂正在修建，内供一座夹纻大像，据说其小指中即可容数十人。薛怀义因督造明堂、天堂之功，被封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二月，武则天追尊父亲为“周忠孝太皇”，母亲为“忠孝太后”——祖宗换成周家的了。五月，突厥犯边，武则天竟任命这位从未打过仗的和尚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北上。薛怀义领兵至紫河，未遇突厥主力，便在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
如果说薛怀义出征是一出荒诞剧，那永昌年间的另一面，就是彻骨的肃杀。此前的数年里，武则天对李氏宗室的清洗已步步收紧。废太子李贤流放巴州时，曾作《黄台瓜辞》，暗喻骨肉相残：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短短几句，道尽李唐宗室被接连剪除的悲凉。文明元年（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遣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赴巴州，将李贤幽于别室，逼令自杀。这位曾经的大唐太子，最终死于亲生母亲之手，年仅三十一岁。
到了永昌元年，杀伐愈烈。四月，蒋王李恽子等十二名宗室被处决；七月，纪王李慎被诬谋反，押往巴州，武则天赐姓“虺”（huǐ）——毒蛇之意；八月，内史张光辅被诛；九月，纳言魏玄同赐死于家。酷吏周兴诬陷他：“太后老了，不如奉太子为耐久。”临刑，监刑御史房济劝他告密，魏玄同长叹：“人云亦云，以求苟活，我不能！”遂被缢杀，年七十三。仅八、九、十月，武则天就杀了二十多人。大臣们每天出门上朝前，都要和家人诀别，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十一月，武则天又改元“载初”，宣布以周历取代唐历，将十一月作为正月——王位未登，历法先行。这是武周政权开张前最响亮的锣鼓点。
武则天画像。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制《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这是老王看不见的长安。老王住在蒲江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安的宫阙、洛阳的明堂，对他来说比天边还远。
不过那一年蜀地也不太平。《新唐书·五行志》载，永昌元年剑南十州旱灾；千里之外的西域寅识迦河，唐军与吐蕃交战大败。战场虽远，但军粮运输、物资征调的徭役，会通过剑南道这个西部边防的后勤基地，层层分摊到蒲江乡民头上。战后，“初唐四杰”之一的陈子昂上疏，直言剑南百姓“千里运粮，百姓困弊”。
头顶天灾、朝廷兵祸，是老王一家实实在在要扛的日子。或许正因如此，他才更急切地想为全家凿一龛佛像，求个心安。更何况，武则天以佛教为政权合法性凭借，广造瑞像的风气也通过地方僧官和游方僧人向蜀地渗透。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老王听说了为“天皇天后”造像可以祈福。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准备倾其家资，开凿一龛佛。
老王家的小日子
龛口左右，各有一尊供养人像，他们是老王夫妻。
先说站位。从佛龛中央望出去，这对夫妻男左女右，这是唐代礼仪的标准位置，两人身高大致相当，身姿均往中央的佛祖略微倾斜。这是一种家常的、经年累月相处后才有的默契——在佛面前，没有刻意的疏离，也没有过分的亲昵，只是并肩而立，把全家托付给佛。
再看看他们的模样。
供养人老王石刻造像。摄影：李辉
左侧是男主人老王。他挽着发髻，雕出细密的发股，是朴素的乡民装束。露出的颈部青筋隐现，锁骨分明，这是一个清瘦而硬朗的男人。上衣衣袖仅至肘部，露出小臂，这是他常年劳作的身体。
下着长裙，裙腰外翻，腰束革带，结带分两道垂于大腿间。裙下露出裤尾，脚穿一双棉鞋。他左手持一柄短剑，举于左侧；右手低垂，轻抚大腿。面容沉静，目光平视前方——像一个守护者，守着佛，也守着身边的全家。
他的神情里没有卑怯，也没有倨傲，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我在这里”的姿态。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站在佛面前，为全家代言。
供养人老王妻子造像。摄影：李辉。
右侧是他的妻子。她挽着双髻，两只圆圆的发鬟分置头顶两侧，利落又俏皮。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已婚妇女通常梳单髻或高髻，双髻更多见于未嫁少女。这位妻子梳着双髻，或许说明她年纪尚轻；或许是蜀地乡间保留着某种别于中原的发式习俗。无论如何，这两只小巧的发髻让她整个人显得轻盈、柔和，有一种不事张扬的秀气。
她的脸庞饱满丰圆，颈部有三道蚕纹，上衣领口雕着花边，衣纹凸起呈绳状——这是石刻匠人对衣物质感的朴素表达。下着长裙，裙腰外翻，腰束带，结带分两道垂于大腿间。脚踩一双云头鞋，比大头鞋精致些，鞋头微微翘起，像一朵含苞的云。
她的左手垂于体侧，掌心向外提团花；右手举至头侧，伸出食指与中指——指尖微翘，似在数算，又似在诉说。她的脸庞微微侧向佛龛，眉眼低垂，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似在微笑，是一种安然的、信赖的神情。她相信：把自己和丈夫的样子刻在佛的身边，佛就认得他们了。
这样一对夫妻，在蒲江乡下过着怎样的日子？
今日鸟瞰朝阳湖镇，场镇紧邻蒲江河，从场镇沿河而上大约1公里即到飞仙阁。在唐代，老王家或许就住在场镇周边蒲江河谷某个村子里。图片右侧是成雅铁路，从朝阳湖站上车，大约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成都中心城区。摄影：任显侨
老王一家大概就住在飞仙阁莫佛院附近的村子里。村子坐落在碧云峰下，蒲江河谷由窄渐宽的一片坡地上，十多户人家散落其间，门前是一级一级的稻田。屋后是一片片茶垅，掩映在挺拔的松林间。
蒲江一带盛产茶叶，陆羽《茶经》都记着“邛州”产茶。每年春天，老王从邻里收些新茶，经过蒸青、捣碎、拍压成型、焙干，一整套工序下来，茶叶的颜色从翠绿变成了深沉的墨绿。他挑着茶担子走几里路，到山下的集市上去卖。他识得字，会记账，也懂得秤上无欺的道理——茶叶实在，价钱公道，日子久了，便攒下不少回头客。卖茶得的钱，换成盐、铁器、针线，有时还给孩子们捎回一小包饴糖。
老王在集市上卖茶。这个集市在汉唐时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和驿站，但尚无明确地名记载。至宋代，设莫佛镇，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官方建制名称。清代改名霖雨场。延至1992年，撤霖雨乡，建朝阳湖镇（因境内“朝阳湖”得名）。2019年，原白云乡并入，继续沿用朝阳湖镇之名。图片AI生成
妻子操持家务，养鸡、养蚕，鸡蛋攒够了拿到镇上换针线，蚕丝留一些织布，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卖掉。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把一家人的日子撑了起来，过着还算殷实的生活。
老王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妻子比他起得更早，在灶前生火做饭。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的时候，老王的背影已消失在晨雾里了。日头高了，妻子用篮子装上早饭送到田埂上——粗瓷碗里是米饭，上面搁几块咸菜、时蔬，有时还卧一个煮鸡蛋。
不过，有一道菜是妻子做不出来的——如今朝阳湖镇的乡亲们引以为傲的红豆腐，麻辣鲜香，已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的灶门间，黄豆可以磨，豆腐可以做，但辣椒还在万里之外的美洲大陆上，还要等上九百年才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老王妻子端上桌的菜——新鲜、清淡、养人。
农闲的时候，老王在院子里劈柴、修农具。妻子坐在门槛上织布，梭子一来一回，像日子一样绵长。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鸡撵狗，满院子的笑声，其乐融融。
隋唐服饰研究学者纳春英在《隋唐平民服饰研究》中提到，唐代乡间底层农户多穿粗硬苎麻布；彼时川西并无棉布流通，中产农户至多依靠自家蚕桑，织少量丝布为内衬。老王夫妻衣袍线条平整舒展，说明家中有财力将麻布精细浆洗打理，妻子衣领还雕琢有简单花边。但夫妻二人周身无金银、玉石佩饰，并无奢华装饰，也称不上地方豪富。家中依靠耕田、贩茶双重营生，兼事蚕桑副业，家境胜过纯粹务农的乡民，日常开销却依旧需要精打细算。
题记写“合家大小”——这四个字背后，是一大家子的口粮、衣衫、柴米油盐。他们不是虔诚的佛教徒——题记中没有自称“弟子”或“清信士”，只是朴素的“供养”。有求于佛，便来礼拜；礼拜之后，便相信佛会保佑。这是一种在唐代乡间极为普遍的“求福”式信仰，不涉深奥义理，只关乎日常的平安。
开凿这样一龛像，花费不菲。
第60号龛虽然体量不大，却要凿出九尊造像——从主尊到弟子、菩萨，再到龛门两侧的供养人夫妻，每一尊都需要石匠一锤一錾地细细雕琢。我咨询蒲江专业石匠，即便在今天，纯手工开凿如此规模的石窟，也需要一名熟练石匠带一名小工，干上整整五个月。显然，唐代的工期只会更长——那时的开凿，全靠锤子与錾子在红砂石上一寸一寸地啃。
据余耀华著《中国价格史》引《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典籍记载，唐代官方雇工的基准工价为“日绢三尺”。按永昌年间绢价折算，约合十五至四十文。石匠属于技术工种，工价取较高一端，一名熟练石匠日薪约三四十文；带一名小工（日薪约十五文），两人合计每日工钱约五十文。五个月按一百五十天计算，光工钱就要七千五百文。
这还不包括老王布施给寺院的费用——石匠由住持从益州召募，食宿由寺院安排，供养人只需将这笔费用纳入对寺院的布施即可。总花费少说在万文以上。
一万文是什么概念？永昌年间，一斗米不过三五文钱。这笔钱，能买到两千多斗米，够一个五口农家吃上好几年。
那么，老王掏得出这笔钱吗？一种可能是：他就是个普通农户，种田兼卖茶，日子比纯粹务农的人家宽裕些，但万文以上的开销，也远远超出了他一年的全部收入。那个陶罐里装的，可能是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原本留给儿子娶媳妇、或者预备荒年救急的全部家底——他把铜钱倒在桌上，数了一遍又一遍，不是一个有钱人的随手布施，而是一个当家人咬紧牙关、倾其所有的郑重托付。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之前低估了老王家的经济实力：他家或许本就是蒲江乡间颇有家底的人物。唐代能雇得起石匠一干五个月、管两个人食宿的家庭，本就不是寻常农户可比。他或许是这一带的里正或稍有资财的乡绅，有几分余力在佛前为全家求得一份体面的庇佑。那么这万文花费，便不是掏空家底的最后一捧铜钱，而是一个殷实之家郑重其事的供奉。
但无论老王是倾其所有，还是慷慨解囊，那份在佛前为“全家大小”祈福的心意，都是沉甸甸的。
武周时期，佛教昌隆，从洛阳龙门到蒲江飞仙阁，上自帝王下至百姓，纷纷开窟造像。仅龙门一地，武则天时期的窟龛开凿便进入繁盛期，蜀地亦复如是——学者指出，蜀道石窟“实则兴盛于武则天时代”。
洛阳龙门石窟 图片来源：洛阳龙门石窟官方微信
这轰轰烈烈的造像浪潮，养活了一支庞大的石匠队伍。川渝地区的石窟营造工匠分工完备，涉及石匠、画匠、镌字匠等工种；按技艺分都料、博士、匠三级；组织形式有分工合作式和家族式两种。工匠并非固守一地——研究表明唐代工匠流动频繁，川渝石窟题刻中常见“召募良工”之类的记载。益州作为西南佛教中心，寺院林立，工匠云集，正是瑞像粉本和熟练石匠的集散地。
飞仙阁自古有寺院管理，崖壁上的造像并非随意开凿，而是由寺院统一主持。四百六十年后的南宋绍兴年间，飞仙阁有一位法号“文意”的僧人，他的头衔是“专管当立石莫岩住持沙门”——“专管当立石”，即专门负责石刻事务的僧人。清人彭用华在《重修观音阁碑记》中记载他“刻意增修两岸神像”，他不仅自己刻碑，还指挥工匠在崖壁间上下攀援，一笔一划地开龛造像。
这虽然是南宋的事，但管理制度往往代代相承。唐代的飞仙阁，应当也有这样的住持僧人，掌管着崖壁的营建事务。老王想要开龛，不必自己四处寻访石匠。老王带着积蓄和心愿找到飞仙阁的住持。在唐代，民间百姓若要开龛造像，通常是将资金委托给寺院，由僧人负责后续的粉本、工匠等事宜。巴蜀石窟的题记中，常见“诸乡里远近清信弟子同发愿敬造”的记录，可见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住持收下老王的布施后，便修书一封，从益州请来了熟练的石匠。
石匠陪着老王，和莫佛院的和尚一起在碧云峰山麓选了一块平整的红砂石崖壁，问他凿什么佛。老王不懂那些名目，只说：“凿一尊好看的、能保佑全家的。”石匠便从行囊中取出随身的粉本，推荐从益州大寺里摹来的菩提瑞像图样，老王选中了。接下来的五个月，石匠带着小工在碧云峰叮叮当当地凿了起来。老王每天收工后都要上山看看，看佛的脸一天天从石头里浮现出来。
佛凿好了。石匠收拾了锤錾，端详着佛的脸，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摊开粉本，指着龛口两侧的位置，对老王说，按规矩该刻金刚力士，不过——施主若愿意，也可以把自家人刻上去。这种形制北方早已通行，益州大寺里也不少见。比起面目威严的力士，自家的样子守在佛旁边，看着还更亲些。
老王回头看了看妻子。妻子站在不远处，双手交握在身前，正仰头看着佛。
他问石匠：“这个做法，有什么说法没有？”
石匠说：“民间造像，没那么严的规矩。您出钱开这龛像，佛认得您，您也认得佛。”
老王没有再犹豫，对石匠说：“好，把我们夫妻刻上去。”
石匠照着他们的模样，一刀一刀地刻。老王站左侧、妻子站右侧——男左女右。当夫妻二人的石刻像完成后，这项工程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石匠在龛左侧刻下的那通题记。
开凿即将完成，老王携妻儿驻足碧云峰下，一同凝望崖壁间的佛龛，祈求佛祖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图片由AI生成
老王和妻子这时带着孩子来，仰着头虔诚地看着这些佛祖菩萨们；孩子们却伸手指着龛口石刻像，笑着说：“这是父亲母亲”——老王轻轻把他们的手拉了回来。
这就是老王夫妻的全部故事。史书上不会记载他们，方志里不会提到他们，但在初唐的岁月里，他们确确实实地生活过、担忧过、期盼过。他们把自己的样子刻在佛的身边，用一个朴素到近乎天真的方式，对抗着那个时代所有的不可抗力。在这里，佛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而是可以亲近的、可以诉说的。老王相信，把一家人的样子刻在佛身边，佛就认得他们了，就会保佑他们的日子平平安安。
这不是王氏一家独有的心愿——永昌元年，剑南旱灾、吐蕃犯边、徭役繁重，蒲江河谷的每一缕炊烟下，都藏着同样的忐忑与期盼。老王只是那万千蒲江乡民中，将心愿刻进石头的一个。
正是这种质朴，让这龛像有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温度——一千三百多年后，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温热。
一尊佛的远行
老王夫妻供奉的这尊佛，远道而来。
飞仙阁第60号龛特写，主尊头戴高宝冠，冠中饰坐佛，宝缯垂肩，戴耳环，身着袒右大衣，右臂饰臂钏，左手仰掌置腹前，右手抚膝，指尖下垂，施降魔印，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像高89厘米。主尊左右两侧各有1身弟子立像，像高80厘米左右。在佛教故事中，释迦太子于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发愿不证菩提不起此座。魔军来犯，他以右手触地，大地震动，群魔溃散，是为“降魔成道”。摄影：罗国建
主尊戴着三叶高宝冠，中央雕一佛结跏趺坐于尖拱形浅龛内。面部长圆饱满，耳垂饰耳珰，颈部有三道蚕纹。右臂饰臂钏和腕钏，臂钏正面嵌一团花，中有椭圆形宝珠。手结触地印，身后背障上装饰着金翅鸟和摩羯鱼——既有印度笈多王朝的古老韵味，也可见其后波罗王朝造像中常见的装饰元素。贞观年间，使臣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随行的巧匠宋法智在摩诃菩提寺亲笔摹写菩提瑞像图样。这些图样像种子一样，在各地流传、生根、发芽。
美国学者安吉娜·福可·霍华德指出，印度造像不是经北方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而是绕了个大弯——经缅甸、云南，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四川。飞仙阁正好在这条路上。古代这条路叫“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南，过云南、缅甸，能走到印度河流域。老王就是沿着这条商路的一部分，挑着茶担子走过那几里路，在集市上遇见过贩运茶叶、香料、药材的异乡客商。舶来的佛教造像经过漫长的旅程，到了四川工匠手里，印度样式被磨圆润了，面相丰腴，衣纹流畅，让本地人看着亲切。
一尊来自印度的佛，经过万里跋涉和文化转译，最终端坐在蒲江飞仙阁的佛龛里。它既远又近，既异域又亲切。这是文明交流最温柔的产物。
老王大概从没想过这些。他只知道，这尊佛庄严、好看，能保佑他的小日子。他和妻子并肩站在佛龛两侧，一个端正沉静，一个恭谨温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一切。
小日子与大时代
飞仙阁的造像与北方龙门、云冈的皇家石窟不同，主要由普通百姓出资开凿，带有浓厚的民间性。第60号龛不大，题记很短，但它把两个世界叠在了一起。
上面是武则天的大时代：改朝换代、宗室喋血、酷吏横行，以及“永昌”年号背后那块事先凿好文字再偷投洛水的石头。那些遥远的宫阙与老王田埂上的日子并无直接关联，但他刻下的年号恰好呼应了那个时代；他不一定懂佛学，但他选择的瑞像恰好见证了文明的长途迁徙；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日子，但他留下的供养人像，恰好定格了一个唐代蒲江家庭的真实面貌。
这就是普通人与历史的关系。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在参与历史，但他们的一凿一刻，恰恰构成了历史最坚实的基座。大时代轰轰烈烈地过去，小日子安安静静地继续。两者看似相隔万里，却在飞仙阁的石壁上，被一对夫妻的身影，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永昌元年的凿石声早已沉寂，但那对夫妻还在。老王挺直脊背，妻子并肩而立，他们望着同一个方向。他们的面容已经模糊，但那份念想，比石头更长久——永远地刻进了碧云峰下的红砂石里，刻进了蒲江河谷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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