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一直有一种论调,指责诸葛亮是贪恋权力的权臣。支撑这种观点的理由大致有三点:第一,诸葛亮位极人臣,蜀汉政事无巨细皆由他决断;第二,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遭到贬黜,借此实现大权独揽;第三,常年主持国政,迟迟没有还政刘禅。
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结合史实逐一辨析。
首先,诸葛亮大权在握,是危难时局之下的必然选择,不能等同于贪恋权柄。刘备夷陵惨败之后,蜀汉精锐损失惨重,内部派系矛盾重重,外部强敌环伺。白帝城托孤之时,刘备明确诏令刘禅“事之如父”,赋予诸葛亮辅政全权。风雨飘摇的政权经不起权力分散带来的动荡,集中力量安定内政、北伐自保,是维系蜀汉存续的现实需求。
判断一个人是否贪权,不只看他手中权力大小,更要看权力用来做什么、身后如何安排权力交接。倘若诸葛亮一心攫取私权,必然会安排自家子孙承接大权。诸葛亮早已密表后主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提前定下蒋琬作为第一接班人。
等到他病重五丈原之时,刘禅还专门派遣使者李福千里赶赴军营征询后续国策。诸葛亮确认蒋琬继任;使者追问蒋琬之后何人主持国政,诸葛亮举荐费祎;继续追问继任人选,诸葛亮已经无力作答。
试想,如果刘禅有能力、有意愿亲掌朝政,那他在诸葛亮死后,干脆直接收回大权就好了,何必不远千里派人询问诸葛亮,让谁继任?这件事足以说明,刘禅长期依赖辅政大臣主持大局,并没有独立治国的准备与想法。若是诸葛亮还指定费祎之后的第三个接班人,估计刘禅一辈子都不想亲政了。诸葛亮早早规划好由蒋琬、费祎接续国政,从未打算把权力留给自己的后人。他生前自表后主,家中仅有薄田桑树,身死之后家无余财,足以证明掌权为公,而非谋求家族私利。
其次,李严遭到废黜,属于秉公处置,绝非权力斗争排挤政敌。李严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却屡屡滋生私心:多次要求划出郡县设立巴州,谋求割据一方;还曾怂恿诸葛亮接受九锡、进爵称王,暗藏试探。第四次北伐期间,李严负责后方粮草转运,因雨季粮运受阻,他一面通知诸葛亮撤军;等到大军班师,又向后主谎称粮草充足,试图把退兵罪责全部嫁祸诸葛亮,欺君误军证据确凿。诸葛亮联合朝中大臣依法上表弹劾,将李严贬为平民,同时依旧任用其子李丰。整件事是惩处渎职官员,并非清除政敌、独揽大权。
最后,所谓“迟迟不还政刘禅”,更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简单评判。诸葛亮其实并非不想还政于刘禅,而是刘禅天性懦弱平庸,不堪独立承担治国重任。诸葛亮在世总揽全局,离世前安排蒋琬、费祎相继辅政,刘禅一直乐得做甩手掌柜。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叮嘱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劝导后主主动谋划国事、承担治理责任,字里行间满是期盼,发自内心希望刘禅成长起来,为自己分担压力。奈何刘禅始终难有长进。等到蒋琬、费祎相继离世,刘禅正式独掌大权,很快宠信宦官黄皓,朝堂日益混乱。姜维遭到排挤,只能远赴沓中避祸,印证了刘禅确实难以独当大任。
倘若刘禅拥有刘备一般的胆识谋略、知人善任,诸葛亮何至于必事必躬亲,独自扛起整个蜀汉的重担,最终心力耗尽,病逝五丈原?
客观来讲,诸葛亮的确拥有举国军政大权,具备“权臣”的外在特征,但权臣分两种:一种借公权谋取家族利益,伺机觊觎社稷;另一种临危受命,揽权只为安定天下、完成先主托付。诸葛亮毕生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权倾一国,从无半点篡权之心,所有举措都以蜀汉社稷为重。
手握重权却不谋私,身居高位而不恋栈,后世千百年来推崇诸葛亮,核心缘由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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