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前年的冬末，我在老家的书柜里整理几本发黄的旧卷宗，屋子里积满了尘土，煤炉子又有些冒烟，呛得人咳嗽。
忽而翻出一本前清乾隆朝的邸报残页，上面蝇头小楷黑印印地写着几行字。
那字迹端庄得紧，全然一副奉天承运的凛然气象。
然而仔细看去，字缝里挤出来的，却无非是“防范”、“限制”、“体统”这一类的警惕词句。
这便使我联想起如今人们动辄挂在嘴边的“闭关”二字来。
世人多半以为，所谓的“闭关”，必定是在海防沿线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砖石长墙，把汪洋大海硬生生地隔绝在门外。
其实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老老爷们从来没有蠢到连海水也想用水泥封死。
墙是没有砌在海边的，只不过是把门缝抹得极窄，窄得只剩下一扇小窗，再在窗外安上一道木栅栏罢了。
这栅栏，叫作“十三行”。
原本这门并非只开一道。
康熙老老爷收了台湾之后，倒也气派过一阵子，在粤、闽、浙、江开了四处口岸，准许那些长着红头发、高鼻子的人来做买卖。
然而“番夷”这物事，历来是不懂什么“圣朝恩德”与“安分守己”的。
到了乾隆二十年，也就是一七五五年，东印度公司有个叫洪仁辉的洋翻译，大约是算盘珠子拨得太精，发觉广州的货贵，况且那里的“行商”盘剥得实在太狠，利息都被官衙与红顶子们抽干了。
他便领着船，径直绕过了广州，把船打进了浙江的宁波与舟山。
那里的茶与丝便宜，也没有那么多抽捐的黑手。
这一下，粤海关的官员们可坐不住了。
流进广东的银子少了，就是流进大人内库与自家后宅的银子少了。
少进银子，比丢了性命还要难受。
于是大人们连夜写了折子，八百里加急捅到了北京。
乾隆老老爷高坐在紫禁城里，看了折子，大约是很觉不快，甚至感到了一丝惊惧的。
在他看来，这些外夷不按规矩在广东呆着，反而跑到江浙这些财赋重地、海防要塞来，长此以往，“日久必生弊端”。
“海滨重地，岂容外夷肆意往来？”
老老爷大手一斑，一七五七年下了一道谕旨：西洋船只今后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江浙闽三关对西洋一律关闭。
“一口通商”，就此像一枚粗钝的铁钉，狠狠地钉死在东南沿海的木门上。
洪仁辉大约是不懂得“天威难测”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的。
他不甘心，一七五九年，竟又驾驶着船只北上天津，甚至花钱托了路上的中国人，写了一张四规四矩的中文状纸，硬是告到了皇帝面前。
状纸里控诉行商垄断、官吏勒索，要求朝廷多开几个口岸，放条生路。
这在他看来，或许叫作“诉诸公道”；而在朝廷看来，这简直是叛逆。
告御状本身，在天朝的逻辑里就是“刁风”。
一个外夷，竟然敢妄图指点天朝的律例，还挑拨朝廷与官吏的关系，这还了得？乾隆老老爷大怒。
惩罚很快就下来了：洪仁辉被押解到澳门，圈禁了三年；那个好心抑或贪财帮他代笔写状纸的无名中国人，则被风风光光地削去了脑袋。
光杀人还不够，朝廷向来是善于“借机立规矩”的。
于是，一部《防范外夷规条》应运而生。
里面规定得极其详尽：官府是绝不与夷人直接接触的，那有失体统；一切事务，统统交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去办理。
从此，外国商人便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他们不能见地方官，不能进广州城，连散步也只能拘泥在珠江边那一块狭小的商馆区里。
一切担保、交易、说话、上奏，全凭十三行在中间转手。
这便是天朝的智慧了：不必亲自去打打杀杀，只要找几个听话的买办做中介，搭起一道官商勾结的栅栏，既抽了重税，又保住了天朝的尊严，还隔绝了不安分的思想。
至于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那是断断不需要知道的。
日子便在这一片“天下太平”的幻觉中滑过去了几十年。
直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远方的英国人又来了。
这次来的是个叫马戛尔尼的伯爵，浩浩荡荡带了六百多人，装了好几条大船。
船上装的不是鸦片，而是天体仪、地球仪、蒸汽机模型、装有百余门大炮的战舰模型，以及最新的燧发枪。
他们说是来给八十岁的乾隆老老爷祝寿的，实则是想正儿八经地谈谈条件：开宁波、天津通商，常驻使节于北京，设个固定的商馆。
这本是一场工业文明与农业帝国的碰撞，然而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台阶前，一切宏大的历史潮流，都被抽象成了一个极为滑稽的问题：到底是跪，还是不跪？
天朝的官僚们急得抓耳挠腮，觉得不跪就是大逆不道，天崩地裂；英国人则认为膝盖骨不能软，只能单膝下跪。
双方折腾了半天，礼节上打了个马虎眼，单膝免了叩首。
礼毕，终于谈到了正事。
乾隆老老爷高踞于龙椅之上，眼神里大约满是对这些远道而来“叩关求恩”的蛮夷的怜悯。
他的回复极其直白，毫无商量的余地，甚至带有一种沉醉于自我梦境中的冷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声音宏亮，振聋发聩，仿佛整个宇宙的资源都已被这紫禁城尽数包揽了去。
随附给英王的那封著名的《敕英咭利国王谕》里，更是把话说得明明白白：西洋人若想来天朝“当差”，就得换上天朝的服色，并且“永远不准回国”。
想派平等使节常驻京师？不行。想加开贸易口岸？“向来西洋各国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断不能为你一国破了祖宗成法。
至于使团千里迢迢运来的那些奇珍异宝、科技结晶呢？
内务府的大人们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便将蒸汽机模型与天体仪当成“贡品奇玩”，一股脑儿地扔进了深宫的库房里去喂蜘蛛。
至于那蒸汽机构造的巧妙、机械运转的原理，是断断没有人去追问一句的。
他们以为自己赢了体统，守住了规矩。
然而，马戛尔尼伯爵并不是个纯粹的礼仪官。
他在被拒绝之后，顺着大运河一路南下撤离。
这一路上，他睁大了一双精明而冷酷的眼睛，将沿途清军手里的火绳枪、形同虚设的海防、空虚的兵力，以及官僚们的颟顸与腐朽，统统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回国之后，这些记录便化作了一句传入欧洲的断语：这个庞大的帝国，不过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集约军舰，外强而中干。
和平通商的路，终究是被天朝自己那句“无所不有”给生生堵死了。
既然礼貌的敲门换来的是高傲的斥骂，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自然就只有滚滚而来的鸦片，以及黑洞洞的舰炮了。
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一八四二年，炮火终于轰碎了珠江口的木栅栏。《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迫在眉睫。
那个曾经风光无限、一手遮天、赚尽天下黑心银子的广州十三行，也在这一片硝烟与喊杀声中，随之灰飞烟灭，走向了它的终局。
我现在闭上眼，仿佛还能看见乾隆老老爷当年坐在避暑山庄里挥手的模样。
那手势轻盈而坚决，仿佛轻轻一拨，就能抹去整个世界的变化。
“无所不有”这四个字，当真是写得极好的。
它好就好在，只要你把眼睛蒙起来，把耳洞塞上，再在窗口安一道栅栏，你的确就是“无所不有”的了。
因为凡是你没有的，你都可以说它是“奇技淫巧”，是不值一钱的“蛮夷之物”。
但这世上的道理，往往是不情愿跟着谕旨走的。
以为用一道栅栏就能把危险永远关在门外，以为靠着祖宗的陈规就能让千秋万代安稳如初，这大约是历史上最深刻、也最沉重的滑稽戏了。
可惜的是，演戏的人早已入了土，而看戏的人，往往要等皮肉被炮火烙得发烫的时候，才肯从那“物产丰盈”的迷梦里，猛然惊醒过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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