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广西凭祥的边民又一次听到国境线另一侧的枪声。这已经是当月第三十七起越方武装越境挑衅事件。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报社编辑部里，一篇措辞谨慎的抗议声明正在反复修改。然而很多人都想不到，短短三个月后我军数十万大军将越过边境，雷霆反击。
名不正则言不顺
早在1978年上半年，越方武装就开始多次越境对我边境进行侵扰，像埋设地雷、枪杀边民、毁坏耕地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
面对越南的过分行为，我们最初始终保持克制，只是以外交照会、官方声明为主要回应渠道。
新华社与《人民日报》逐步披露越方挑衅事实，每一次表述都严格限定在自卫立场内。
197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首次明确划出容忍边界。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记载，截至1978年12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的正式抗议与交涉已超两百次。
我们的舆论报道公正真实，没有刻意渲染情绪，只是一件件公布事件的时间、地点、伤亡情况，连同越南驱赶华侨的具体数据一同对外发布。
我外交部门通过驻外使馆，向各国政府递交详实的事实清单，没有夸张修饰，只用事实说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面对中方摆出的事实，黎笋主导的越南官方舆论全盘否认，反而倒打一耙。
越南《人民报》连续发表社论，指责中国“蓄意制造边境冲突”“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把越方越境袭扰包装成“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行动”。
越南在国内多地组织反华集会，通过官方宣传机器煽动民众情绪，同时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逐一通报，把自己塑造成受大国欺负的受害者。
据《越南通史》记载，当时越南外交部对外表态口径完全统一，绝口不提己方挑衅，只反复强调中国的“侵略威胁”。
越南其实一开始也有些胆怯，他们的舆论打法从一开始就绑定苏联，每一次对外发声都会强调苏越同盟的牢固性，暗示苏联会提供全方位支持。
黎笋集团当时判断，中国刚刚经历国内秩序恢复，经济军事实力有限，只要有苏联在北方进行牵制，中国绝不敢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实黎笋等人的判断也有些道理，在对越作战时，我军真正的精锐还真的是在北方边境，然而就这样的情况下，越南也扛不住了。
苏联作为越南的背后支持者，其舆论反应速度甚至比越南更快。
塔斯社第一时间转发越南官方声明，《真理报》连续刊发评论，指责中国的抗议是“战争准备的借口”，公开站在越南一边。
苏联媒体刻意放大边境冲突规模，把中方自卫诉求歪曲成扩张意图，同时不断放出中苏边境调整军事部署的消息，用舆论造势制造威慑。
苏联方面还发动全球舆论联动，通过各国左翼政党和友好媒体统一口径批评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
苏联官方发言人多次公开提及《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军事互助条款，暗示越南遭攻击时苏联不会坐视不管。
面对苏联的舆论威慑，中方没有选择硬碰硬的对骂，只是通过外交渠道反复说明，中国的行动是有限度的自卫反击，不针对第三国，也不谋求领土利益。
中方内部同时做好应对北方军事压力的准备，舆论上不挑事，也没有半分退缩。
进入1979年1月，中方舆论节奏明显加快，表态分量也越来越重。
《人民日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梳理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霸权主义的行径，把边境冲突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实结合起来，呈现其地区扩张的整体脉络。
197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现“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表述，熟悉中国外交话语的人都清楚，这意味着最后的警告已经发出。
1979年初北京方面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成为这场舆论战的关键一步。
访美期间，他在多个场合提及越南问题，那句“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了”的表述，后来被全球媒体广泛转载。
傅高义后来在其传记中评价，这次访问的核心作用，是向西方传递中方战略意图，争取战略空间，同时间接向苏联表明，中国的行动有明确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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