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海生(菏泽)
解放前的黄河滩区耕作图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结束了700余年夺淮入海的历史。这次决口,不仅仅是表面看到的一场洪水灾害,从深层次看更是一次深刻的生态环境灾难,给黄河下游地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永久创伤。
黄河决口后,洪水直冲铜瓦箱,这个曾商贾云集、繁华一时的古镇瞬间被荡平,没入水底。水头先向西北狂奔,淹及封丘、祥符诸县村庄,复折向东北,泛及兰阳、仪封、考城及直隶长垣等地。行至长垣县属之兰通集,水势分为两股:一股由赵王河南下,经山东曹州府以南,至张秋镇穿越运河;另一股由长垣县小清集行至东明县雷家庄,再分为二:其七分水势由东明县南门外下注,经曹州府以北,与赵王河下注之漫水会合,同入张秋镇穿运(运河);其三分水势由东明县北门外下注,经茅草河,绕山东濮州城及白杨阁集、逯家集、范县,东北行至张秋镇穿运(运河),最终归大清河入海。洪水波及4省10府40余州县,受灾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灾民达700万人。山东灾情最为严重,5府20余州县被淹。黄水所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被河水冲毁或长期浸泡的县城就有六七个,濮州、范县、齐东等地甚至被迫迁城躲避水患。
据《菏泽地区黄河志》记载:当年菏泽受灾5000余个村庄:菏泽县1271村、单县332村、成武639村、曹县663村、定陶150村、巨野368村、郓城449 村受灾,鄄城全县被淹;东明当时属直隶省,从溃水流路来看应是全县被淹。
当时清政府正倾尽全力镇压太平军起义,无暇顾及黄河决口之事,20余年的放任漫流,不仅使灾区百姓流离失所,也彻底改变了区域地理面貌,酿成晚清最严重的河患。
这场黄河决口改道之灾,造成了黄淮流域生态系统的全面失衡。黄河改道后,原本由淮河入海的河道迅速萎缩、淤塞,洪泽湖等湖泊水系紊乱,苏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和湿地退化。而在新河道流经的山东、直隶地区,大量良田被淹没继而盐渍化,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风沙灾害频发,曾经富庶的华北平原出现了大片的荒芜地带。豫东、鲁西地区至今仍可见当年洪水留下的沙土堆积地貌,这是那道永久伤疤的地理印记。
这场灾害深刻改变了区域内的人文生态。灾民或因家破人亡而流离失所,或被迫迁徙他乡。大量村庄没入水底,直接从地表上消失。决口后相当长时期内,兰考、封丘一带“地瘠民贫,十室九空”,曾经的商旅重镇变成了风沙弥漫的贫瘠之乡。这种人文及社会结构的断裂,经过几代人都难以完全修复,至今仍是当地发展相对滞后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
黄河湿地
光绪元年(1875年),地方官府开始着手修筑两岸大堤,至光绪十年(1884年)方大体形成今日河道格局。这场长达20余年的河患,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惨痛教训。
其一,自然灾害面前,拖延即纵容灾难。清廷因忙于内战而“暂行缓堵”,结果20余年的放任不仅使损失成倍扩大,更让局部灾害演变为系统性生态危机。这警示我们,面对重大环境问题,任何迟疑与拖延都可能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其二,人与河流的相处之道在于尊重自然规律。黄河历来“善淤、善决、善徙”,人们既不能顺其自然任其肆虐,又不能与其盲目对抗。历史上王景治河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因势利导;而铜瓦厢的悲剧,则提醒我们对待黄河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与科学态度。
其三,灾后重建必须是生态修复与社会重建的同步推进。铜瓦厢决口表面上是堤防失修,深层则是中游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累积的结果。单纯堵口筑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需要恢复植被、改良土壤、调整产业,让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重新走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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