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六月，沉寂多年的下西洋准备重新启动。次年正月，郑和率船队再度驶向印度洋。这已经是第七次远航。
这一次出发挺关键的
永乐十九年，大臣们借着北京宫殿失火的事情进谏，朱棣于是下令停止下西洋还有建造海船，3年之后, 他又重新开始准备远航，朱棣去世后，仁宗又叫停了远航，到了宣宗的时候，船队又被召集起来。
如果说永乐十三年漕运恢复之后，明朝的海船、水手还有造船体系已经崩溃，那这一次远航就不应该发生，它至少说明，到宣德年间，大规模航海还是一项能够重新调用的国家工程,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前几次停航都能恢复，为什么最后一次就再也没回来了
问题首先隐藏在两本不同的账本里
郑和船队带回来胡椒、苏木这类外来的物品，还带回来海外使节以及皇帝想要的政治声誉，这些物品由宦官掌管的内廷体系掌控着，怎样储藏、怎样售卖以及怎样赏赐，皇帝有很大的决定权, 所以下西洋并不是一次没有收入的花钱旅行，单单用贸易亏本来总结停航，是不能解释那些高价值商品都到哪儿去了的。
可是，户部以及地方官员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情况，造船、修船、采购、接待使节都得调动物资，船队里大批的官军，又和漕运、北征、交趾战争以及北京营建争抢人手，收入进到皇帝以及宦官控制的数据库里，但筹资，征调还有保持日常行政的压力更多地落在外廷身上, 对皇帝来讲，这件事能带来财富跟权力，对那些要填补各个缺口儿的官员来说，这是一笔不断增加、却很难用航海收入抵消掉开销。
《明宣宗实录》留存的一条记录，刚好就体现出这种压力，南京以及直隶卫所的运粮官军，连年被抽调去下西洋、征交趾或者分派到北京，累计缺额有二万多人, 宣德5年再次选兵出海的时候，不少水军卫所已经没人来补充了，这里说的并不是两万名失业的水手，而是同一批军役人口被不同国家任务反复调用。
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船队停下之后没出现数万人流落街头的情况，郑和船队不是一家有固定雇员的航运公司，不少船员原本就是卫所官军、运军还有水军，停航之后能够调回卫所，去做河运、漕运、近海运输或者别的军役, 造船和采购也都是依靠着官营船厂、匠役还有地方差派，订单没了会损害远洋制造体系，并不会马上就造成像现代工厂倒闭那样的失业潮。
最后一次停航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明廷随后做的不只是不出海
宣德十年，年幼的英宗即位，掌权的官员很快就撤销了海船守备，把所属的军士都打发走了，还把部分远洋海船拆掉或者改成不能远航的快船，并且把水军调到河运，同时，他们停止大量出口商品的制造和采购, 把负责督造、采买的宦官和官员召回来，船、人、货还有机构都一项项改成别的用途，原来等着下一次出航的那个系统就这么被拆开了。
这一过程仍不能说成明朝从此没有造船和海运。《龙江船厂志》记载，正统七年南京还奉命建造三百五十艘遮洋船，经海道向蓟州运粮；登州也继续以海船向辽东运送花布等物资。明朝保留了近海运输、海防和官船制造，民间海外贸易也没有绝迹。
消失的是另一种情况，朝廷不再一直把成百的船只、数万的军士、跨地区的采购以及多年的补给集中到同一项远洋任务上面。船厂没有大订单了, 水手也不再反复远航了，旧船被改成别的用途了，指挥和采办的关系慢慢断了，时间越久，要恢复航行就越不是一道诏书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所以，明朝下西洋永久停止，不能只归结为太亏钱，也不能反过来成为“航海业先崩溃，朝廷才被迫停航”，永乐改漕确实削弱了长期保留海运人口和船只的必要，但没立刻封死远洋能力, 宣德年间，明廷还可以让船队再一次出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最后一次返航以后。朝廷先决定不再维持这套远洋机器，随后把维持它的人、船、机构和物资网络一件件拆走。大明海上的退场，没有一声巨响。远航先从朝廷的任务清单上消失，后来才从国家能够轻易调用的能力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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