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些问责案例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干部因为洗澡没能接到巡查组电话被警告，教师放假期间AA制聚餐被通报，护士下班后打麻将遭到扣工资。

虽说部分处分后来经过组织重新核查撤销了，但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问责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干部手中有权力，肩上扛着责任，平时必须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把工作干好。可一旦问责走了样，或者下手过重，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想象中要大。从实际来看，基层问责跑偏的情况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凑数式”问责。问责的根本目的是厘清责任、推动改进，可有些地方把问责当成硬性任务，每年必须凑够一定数量。比如某地拆迁，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没有签协议就强行拆房，导致居民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和村的干部也被追责，理由是“辖区有人上访，你就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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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问清缘由的做法，最终追到的往往是相对弱势的基层人员，而不是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还有的地方管得过宽，上班喝牛奶、用方言聊天、路边摊买菜都要通报。基层干部本来压力就大，干得越多越容易被问责，时间长了，很多人反而不敢放手做事。中纪委机关报曾指出，问责数量不等于工作力度。风气好、问题少，问责自然就少，这才是正常状态。把办案数量当作政绩，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
第二类是“避重就轻式”问责。有些部门对真正的难点和堵点不愿意碰、不敢碰，却盯着基层干部的生活细节做文章。上班喝牛奶、下班打麻将、在占道摊点买菜、说方言被罚、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这些事情被拎出来问责，被问责的人心里不服气，群众也看不懂。根源在于，一些单位自行制定的规矩缺乏现实考量。执行纪律必须有明确的依据，不能随意扩大适用的范围。
第三类是“一刀切式”问责。环保督查中，有的地方为了追求短期效果，不管企业是否达标，一律断电停产。有媒体报道过，某省要求所有企业错峰停产，不少达标企业被关停了好几个月。这种做法表面上看雷厉风行，实际简单粗暴。再比如秸秆禁烧，要求干部24小时盯守每一块地，这在现实中几乎做不到。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出现零星火情就问责，未必合理。这个时候更应该看干部是否尽力履职、是否主动担当，而不是只看结果是否完美。
针对这些问题，中纪委机关报明确强调，问责不能泛化，不能谁想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问责必须依据党章、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讲事实、守规矩、走程序。够不上问责的，该提醒就提醒，该批评就批评，动辄问责只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反过来，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用通报批评敷衍了事。真正有效的问责，要做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需要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精准施治。
问责制度是必要的，能让干部认真履职。但用得不当，副作用也不小。公务员也是普通人，正常生活不应该被随意问责。

真正的问责，应当分清轻重，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这样才能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工作也才能更有力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