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前后，朝廷最缺的就是钱财，辽东需要钱, 剿寇需要钱，练兵也需要钱，各省田亩上的加派一层接着一层，偏偏这时候，陕西巡抚孙传庭上奏疏，请求不要朝廷拨给他的十三万两剿饷。
陕西是流寇往来比较频繁的战场之一
孙传庭手下还有一万五千多兵，按常理，他本来该觉得钱少，不该把钱往外推，他敢开这个口，是因为在前几年里, 陕西又找到了一笔早就存在、却几乎从账面上消失的军费。
这笔钱藏在卫所之中。
明初的卫所不只有兵籍，还有配套的屯田，军户种土地，用粮食养兵，地、粮、人原本是相互对应的，两百多年过去了, 军人迁走死掉，土地转手，册籍残缺不全，很多屯地还有人耕种，却已经说不清楚该由谁服役、向谁交粮了，军队在册上有田，但现实中收不到足够的粮饷。
孙传庭所做的头一件事，是去调取各个卫所剩下的册子卷宗，把旧的额度一层层找出来, 他没下达命令把土地全都夺回来，对于还在耕种的军户，就恢复军屯并且给补贴，而像佃户、学生、权贵家属这些长期占种土地的，只要去申报，也能接着耕种、不用去当兵了，然后按照土地的肥沃贫瘠情况来交粮租。
这套办法真正改变的，是土地收益的流向, 以前一块屯地可能还在出粮，可却和养兵没关系了，清屯之后，谁种地、交多少、供养哪一批军人，又重新记到同一本账里了。
结果很快就出现了
孙传庭上报说, 前、后、左三卫清理出营军9338名，右护卫另外清理出修工军2517名，同时还得到课银十四万五千多两，麦、米、豆一万三千五百多石，所说的清理出一万二千人，不是说突然多出来一万二千名野战精兵，其中一部分是去承担修筑城防的任务，但兵额和粮额确实是同时恢复了。
这场清查也不像奏疏里说的那么轻松
旧账被重新翻出来, 肯定会有人失去原来的利益，清屯的时候发生过军人聚众进城、焚烧抢劫的事，孙传庭觉得背后有人在鼓动，然后就处死或者打了好几个人，让原来种地的人留下来虽然减少了冲突，但没有把冲突完全消除掉，清屯不光需要一本旧账，还需要有足够的地方控制力才能把账落实下去。
3年之后，孙传庭自己上报说清屯获取折色银有四十五万多两、本色粮大概五万石。这些收入被用来支撑营军、修建城池、打造军器，还补上了中央剿饷不能足额拨付所留下的空缺, 他还在灾区上奏请求减免、暂时停止征收钱粮，来救济贫民、贫军和贫宗，可是救济款里也有御前、太仆寺等中央拨的银子，不能全算成清屯的功劳。
到了这会儿，十三万两剿饷的谜底才真正显现出来，孙传庭不是凭空弄出一笔新钱，他只是让原本应该养陕西兵的军户、屯田和粮课重新连接上了, 所以能够少向中央要一回钱。
他同时坚持，清理出来的屯课不能再被挪作别的用途，因为每一笔收入背后，都已经排着营军粮饷、修城工食、军器和边镇费用，表面上, 陕西有了余钱，实际上只是恢复了一个勉强能够自己运转的地方军费循环，一旦朝廷把屯课抽走，这套循环就会立刻断掉。
这也说明为什么孙传庭的办法没办法取代三饷，清理屯田恢复的是旧有的卫所资产，三饷应对的却是辽东、剿寇和扩军不断增加的全国性支出，孙传庭3年得到四十五万多两，这对一个战区非常重要, 而崇祯朝辽饷、剿饷、练饷动不动每年就是数百万两，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而且, 屯田旧额只能恢复一次，不会随着战争扩大而无限挣钱，各地卫所的土地规模、册籍保存和地方控制力也不一样，陕西的结果没办法原样复制到全国。
孙传庭已经证明，晚明并不是只能一直接着在普通田地上增加赋税，先把原本属于军队的钱财找回来, 还真能让一个既受灾又打仗的省份少向老百姓伸手一次。
不过，他请辞的那十三万两，也划出了这条道路的界限, 它可以让陕西暂时不向朝廷要钱财，可却不能让整个大明从此就不再向天下人要钱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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