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芳玲｜再见莎士比亚书店|乔伊斯|书店风景|再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书店|钟芳玲

【编者按】

位于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可谓是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圣殿，关于它的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作为曾出版过《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的“女书人”，本文作者钟芳玲，在四分之一世纪后再访书店，又重读有关回忆录，发现诸多有意思的、被多数人忽略的细节，比如波伏娃与莎士比亚书店的关系，比如刘半农与书店女主人丝薇雅·毕奇的交集，比如乔伊斯《尤利西斯》出版背后的公案……为此，她撰写本文，回顾书店历史上的那些被遗忘的细节，也感慨书店的变迁。澎湃新闻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丝薇雅·毕奇1919年在巴黎开了莎士比亚书店，前两年的店址在杜琵桐街8号（8 rue Dupuytren）

自从上世纪末两度造访巴黎后，一直要到2023年夏天才再访。早年促使我初访巴黎的原因，主要与两家书店有关。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西方的书店故事感兴趣，和许多书商、藏书家、图书馆员聊天，总有人提起一位名为丝薇雅‧毕奇（Sylvia Beach）的美国女士，于1919年在巴黎河左岸开了家“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以贩卖、出租英文书为主。

莎士比亚书店除了要求喜爱英美文学的读者，更成为一个文化沙龙中心，吸引了一批当时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艺文人士，例如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诗人埃兹拉‧庞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摄影家曼‧雷、喊出“失落的一代”的女作家兼艺术品藏家葛楚‧史坦与她的终生女伴艾丽斯‧托卡拉丝等。不少人为了租借英文书，缴费成了会员。有回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的第二卷本（涵盖21岁至36岁这段时期），发现她年轻时也是会员之一，为了自我充实文化内涵，因而借阅多种英文小说与诗集。

书店最知名的来客与会员当属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由于当时英美的出版审查制度严苛，乔伊斯找不到一家英美的出版社敢出版他耗时七年写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只因书中含有被认定为色情、淫秽的字句。既无出版经验、财力又不丰的丝薇雅，因为崇仰乔伊斯，决意编辑、出版《尤利西斯》，并在1922年2月2日乔伊斯40岁生日那天把成书当面交给他，自此奠立了乔伊斯在文坛的盛名。“莎士比亚”这家小书店，也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出版社。但因乔伊斯出版前不断更改样稿、敏感的性格又需人不时安抚，耗损了丝薇雅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成本。

丝薇雅·毕奇与《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首版的《尤利西斯》，封面的蓝与白比照希腊国旗的颜色，乔伊斯认为希腊能带给他好运

1936年，受到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莎士比亚书店陷入财务困境，丝薇雅一度想结束营业，以纪德为首的作家组织起来号召，动员征集两百人，恳请每人每年赞助书店200法郎（等同现今约317美元），为期两年，赞助者可以参加每个月作家在书店朗诵他们未曾发表的作品；丝薇雅自己也忍痛变卖了乔伊斯给她的一些手稿与海明威题献给她的初版著作，莎士比亚书店终于得以存活下来。只不过这家传奇书店在1941年第二次大战期间因纳粹干预而被迫关闭，战争结束后，年近六十的丝薇雅再也无心重操旧业。位于奥德翁街12号（12 rue de l'Odéon）的莎士比亚书店自此走入历史，后人只能在建筑物的墙上看到一个纪念牌，上面写着“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奥德翁街12号外墙上的纪念牌写着“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1959年丝薇雅出版了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此书堪称一本细述文坛的高级八卦，描绘了在书店出没的文人，着墨最多的自然是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一些愉快与不愉快经历。书里收录了她与乔伊斯签署的协议复印件，其中言明出版方（丝薇雅）拥有全球独家出版与印刷《尤利西斯》的权利，但得负担所有书籍制作的费用，且每卖一本书得支付作者定价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若有第三方要出版此书，需向丝薇雅买下版权，费用由她自定义。丝薇雅提到，所有条款字句皆按乔伊斯的意思，但若干年后当有第三方探询出版时，乔伊斯总是态度暧昧，有一阵子甚至避不见面，反而是他的一位老友几乎每天到书店，打探她的态度，最后还撂下一句话：“你阻挡了乔伊斯的利益。”感到震惊又难堪的丝薇雅在此人离开书店后，立刻打电话给乔伊斯，通知他从此可自由处置《尤利西斯》，她不再提任何要求，两人签署的协议书形同作废。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1959年美国版的封面

1932年美国的出版社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与乔伊斯签约先取得《尤利西斯》版权，之后刻意安排人非法进口此书，再聘请强悍律师打官司，请求法庭判决《尤利西斯》的文字并未煽动情欲，不该被列为淫秽作品；法官亲自读完整本书，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尽管《尤利西斯》在许多地方无疑对读者会有些催吐效果，但绝非催情剂。因此，《尤利西斯》可以获准进入美国”。1934年《尤利西斯》终于在美国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首版简洁别致的书封以细长字母组合的书名为构图

丝薇雅在回忆录中提到，她认为乔伊斯早已私下透过他人与兰登书屋洽谈出版事宜，她个人对此毫无所知。美国版问世后，乔伊斯告诉她，兰登书屋已付他4.5万美元版税（现今等同约112万美元）。丝薇雅表示，想到乔伊斯因为高额的版税而能脱离长期所处的财务窘境，为他的好运感到欣喜，至于她个人的感受，她一点也不觉得骄傲，并表示当情感不再有用后，就该立即抛弃，她也无心无力再照顾乔伊斯的杂事与情绪，两人的关系因此由亲密转疏离，令人不禁唏嘘；特别是读到她那段看似豁达、其实无奈的感慨语：“毕竟书是乔伊斯的，孩子属于母亲，并非接生婆的，不是吗? ”所幸这些嫌隙之后慢慢化解。唉，一些流传于文坛的佳话，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楚。

丝薇雅的回忆录里也提及海明威，对他多所喜爱。海明威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国版，就是丝薇雅强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回忆他1920年代在巴黎时的经历，其中一篇就是《莎士比亚书店》，他提到早年与新婚妻子到巴黎时，寂寂无名、生活拮据，善心的丝薇雅在他没钱缴会员费租书时，就先让他借了好几本书带回去读，根本不提还书期限。

成名后的海明威与丝薇雅·毕奇（右二）及两位女性在莎士比亚书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是经由丝薇雅介绍，推荐给位于巴黎的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于1934年出版，这是米勒的第一本出版著作，由于书中含有不少性爱描述，在他自己的国家（美国）长期属于禁书，直到1961年才能合法出版。

《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出现“不得进口到英国或美国”的字样

丝薇雅同时积极把法国作家的作品推介给英文读者，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学杂志季刊《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其中刊登不少法文书英译本的书评，以及一些法文创作的英文翻译，原作者包含纪德、萨特等；我在查阅那些过往的杂志时，发现丝薇雅自己在1936年春季与夏季那两期《今日生活与文学》协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翻译了他写的一篇长文《文学》（Literature）。

也难怪法国作家与档案学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会如此赞赏：“在连结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方面，丝薇雅的贡献远比四位杰出大使付出的总和还要多。”尚松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常客兼好友，丝薇雅也曾把尚松介绍给美国好莱坞的导演、编剧、制片人金·维多（King Vidor），希望维多能将尚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虽然最后并未成功。

丝薇雅·毕奇在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

近日重读《莎士比亚书店》，发现丝薇雅在书中简单一句写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对双胞胎的孩子，但并未提人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凭着有限却关键的线索考查了一番，推断此人应是刘半农。1920年初刘半农带着妻子与长女到英国伦敦求学，那年8月，妻子产下一男一女双胞胎，开销遽增，为了樽节支出，刘半农次年带着一家五口移居到当时生活费用较低廉的巴黎，在巴黎大学研习实验语音学，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同年夏天举家返国。刘半农在巴黎那四年期间，恰巧是《尤利西斯》出版前后，报刊有不少报道，不知刘半农是否因此而访莎士比亚书店？或是经由朋友介绍？又或是路过？他与丝薇雅是否有特别的交谊？可惜读了刘半农的两本传记和一些书信，皆无记载。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中，简单一句写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对双胞胎

除了回忆录，丝薇雅还留存了一段1962年时的访谈纪录片，这是近些年才公开的珍贵档案。看她、听她在影片中亲口讲述书店、作家的轶事，格外有意思，她不时活灵活现，以淘气的姿态模仿乔伊斯、海明威的腔调和语气，时年七十五的她，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当时访谈的时空别具意义，那是《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至爱尔兰都柏林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塔与博物馆的开幕仪式，虽然她催生了《尤利西斯》，也大力推展其他爱尔兰作家的作品，但却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不到四个月后她即离世，爱尔兰之行宛如替丝薇雅画下最佳的人生句点。

1962年丝薇雅‧毕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访的纪录片截图

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在消失二十三年后，又重现巴黎，这与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乔治‧惠特曼有关（George Whitman）。乔治1951年时也在河左岸同一区不远处开了家书店，同样以贩卖英文书为主，取名为“觅思拓书店”（Mistral Bookshop）；乔治说他自己经营书店，就像写一本小说，把每个空间都当成篇章处理，希望人们推开书店的大门，就像翻开一本书般，进入想象的神奇世界。由于乔治一直非常景仰丝薇雅‧毕奇雅好艺文、支持作家的风范，因此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时，把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觅思拓书店上世纪中期的明信片，图左那位男士为店主乔治·惠特曼

乔治的书店也迎来了不少文人，其中有丝薇雅‧毕奇的老顾客，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宁，另有劳伦斯‧达雷尔、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另外还成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要员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人在巴黎聚集的大本营。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学时与乔治成为挚友，受到他的影响，1953年在旧金山创立了“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之后还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不少“垮掉的一代”的作品而著称，最知名的当数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两家书店结为姊妹店，直到现在两家店的门框上都相互标示了对方的店名。

1953年创立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门框上标示了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两家书店互结为姊妹店

有回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聊天，他提到自己在高中时期（1963~1966）对“垮掉的一代”颇着迷，常到乔治的书店走动，早期买了一本金斯堡的诗集《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就是1963年“城市之光”出版的，当时书封右下角贴了一张觅思拓书店的长方形绿色小书票，以后买的书则改成书扉上盖着莎士比亚书店的圆形印章，他正好亲历了书店更换名号的阶段。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六十多年前买的诗集，书封右下方贴的绿色小书票虽然缺了一角，仍可看见觅思拓的店名与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亚书店盖在书扉上的两种圆形店章

凡是爱书之人，乔治都乐于接待，他经常与来客分享食物，还在书店里放置了几张简易床，提供给想留宿的文艺青年，前提是要面交一份自传给他，居留期间得在书店做些杂活、每天读一本书，当然还要他看你顺眼才行，乔治昵称这些来来去去的留宿者为“风滚草”（Tumbleweeds），他的书店就是“风滚草旅馆”。如此做法也是回报他早年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洲到处流浪时，受到陌生人的善心款待。

上个世纪末第二代莎士比亚书店的外观与内景

没能赶上丝薇雅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可不想错过乔治的。上个世纪末终于初访巴黎，见到了八十来岁的乔治。老人身着合宜却陈旧的西装，内搭花衬衫并打了斜纹宽领带，精神矍铄地爬着窄狭陡峭的楼梯，引我在挤满了书的三四个楼层打转并导览，迷宫似的空间凌乱又昏暗，连地上都堆着一叠叠的书，墙上挂了大片的裱框装饰镜与作家的照片，十来个铺了腥红色毯子的简易床穿插其间，某角落还有个简陋小厨房，炉上微火嘟嘟嘟地炖着一锅食物，飘出阵阵香气与蒸气。有只短毛黄猫悠闲地穿过走道，上方的墙面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的英文字样。整个书店散发出一股神秘、颓废、波西米亚风的浪漫气息。

上世纪末，我替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与店猫留影

沿着书架与墙面摆置的简易床，曾是莎士比亚书店最特别的风景

墙面上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

那回在巴黎一星期，过两年又去待了几天，大约一半的时间都泡在莎士比亚书店。尤其书店那时凌晨才打烊，我往往逗留到最后，在此读读书、和一些“风滚草”交流，偶尔加入茶话聚会，还碰到一些英美的作家；数年后读到一位“风滚草”杰里米·莫塞尔（Jeremy Mercer）所写的书店经历《时光如此轻柔》（Time Was Soft There），发现我接触的人中，有位竟是曾在古书区霸居五年的落魄英国诗人。当然，在此也见证了乔治时而友善、时而阴郁、时而咆哮的喜怒无常，真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家伙，只不过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书店风景》开篇第一章就是书写莎士比亚书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纪末网络尚未发达的年代，在此之前，中文书不曾见过有关这两家同名传奇书店的报道，不少读者因《书店风景》中的介绍，把莎士比亚书店列为他们巴黎行的必访之处，有些刚开店的朋友，甚至发愿要做自己城市的莎士比亚书店。

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莎士比亚书店，心情颇复杂。乔治早于2011年仙逝，享寿九十八，小他近七十岁的独生女丝薇雅‧惠特曼（为了纪念丝薇雅‧毕奇而命名）在他去世前几年已接管书店。这些年书店被写入更多的旅游手册，又常被报刊杂志评为世界最知名或最美的书店，还成了几部西方影片的场景，例如《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与茱莉亚》（Julie & Julia）等，连金城武替航空公司拍的广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历都以此为背景，再加上新兴网络的传播，使得莎士比亚书店成了观光景点与网红打卡店，如此也为2015年在书店旁新开的同名咖啡馆带来人潮；尚未回访之前，我早由朋友口中、媒体报道得知书店的盛况。

乔治与女儿丝薇雅相差近七十岁，此张俩人的合影，是一位“风滚草”在1980年代初期所拍摄并提供给我（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莎士比亚书店外，随时可见排队等着入内参观的人群

莎士比亚书店旁的同名咖啡馆，与书店同样受欢迎

2023年夏季某日到了书店现场，果然看见排队等进门的人龙，入口还坐了个守卫，管制进出的人数；店外有导游对着一群游客激情介绍，宣称《尤利西斯》就是在此出版，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把前后两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历史给弄混，直到现在都还有媒体如此乱说。记得早年读一本旅游书，里面写着乔治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乔治生于1913年，沃尔特‧惠特曼却早于1892年就去世，另一则传言则说乔治是沃尔特‧惠特曼的曾孙。终身未娶的沃尔特‧惠特曼，据闻晚年为了驳斥评论家指称他的诗隐射、颂扬同性恋情时，曾经写了封信宣称他有六个私生子，但史家指出，找不到证据支持他有子嗣的说法，如此的误导反而加深了书店的传奇色彩。

过了二十余年再踏入书店，发现格局改了，以往的凌乱不再，变得整齐又清爽，一楼空间明显扩增，且辟了童书专区，但总书量感觉少颇多，增加的是一些非书纪念品，例如不同款式的帆布袋、笔记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三、四楼已关闭，二楼则布置成怀旧书房，书架上多半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文学名著，仅供阅读、不贩卖，墙上挂了知名作家的肖像照，还摆放了舒适的沙发、能使用的老式打字机与钢琴，往窗外望去就是塞纳-马恩省河与圣母院，整体氛围确实不错，只不过很少人真会有闲情逸致在那阅读，毕竟人来人往干扰大，再加上书店里里外外都贴了告示，明文规定禁止在室内拍照，多数游客入内后快闪即走；虽说如此，还是有人悄悄偷拍，网络社交媒体上流窜了大量的书店内景照。我在柜台旁好奇观察消费的状况，发现贩卖最多的是印有书店素描与名字的帆布袋，也难怪我在台北、伦敦、旧金山、成都、北京等城市，都曾瞥见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身而过。

莎士比亚书店也自行出版书籍、设计帆布书袋，在店里与网站贩售

我还留意到以往的简易床不见了，后来由他们的网站上得知，风滚草方案还存在，但已经升级，书店建筑内辟出几间独立私密房间给每位“风滚草”，且含卫浴设备，每次居留时间由一星期至一个月不等，想成为“风滚草”者，一律得通过邮件递出申请表，每年收到的申请表高达数千份，但仅十来位中选。

后乔治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显然在女儿丝薇雅及她的团队经营下，有了新风貌与章法。除了前述改变，书店还请了经理、采购，并成立出版部门，出版关于书店的传记，也在网上卖书，另外还有专人策划活动、主持沙龙，几乎每周都有活动进行，巴黎自然不乏英语系国家的作家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度与地利之便（临塞纳-马恩省河畔、面对圣母院）成了作者与读者相聚的首选之地。

莎士比亚书店邻近著名景点塞纳河与圣母院

几年前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时，书店的营业额在疫情初期锐减百分之八十，2020年10月底，书店公开发文陈述困境并恳请大众上他们的官网购书以支持书店，结果一周内就收到5000笔订单（以往每周最多仅100笔），书店因而渡过难关，自此也成立非营利协会“莎士比亚书店之友”，长期赞助书店的运作。书店的井井有条与多角化、企业化经营，自然令人欢欣，但我却有着淡淡的惆怅与感伤，这里已无往年记忆中的随机、随意与随兴，此次重访宛如是一次告别。

2024、2025连续两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待上两个月，平常到塞纳-马恩省河畔散散步，免不了经过莎士比亚书店，无论是晴天或雨天，店外都有等着进去朝圣的人，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总觉得这已不是“我的”书店，但看到这么多人愿意耐心排队进一家书店，去享受一下氛围、去了解一下书店的历史，甚至成了书店的粉丝，把书店当成“他们的”，还是令人感动与鼓舞，毕竟一家书店在两代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世纪，并源源给予来客暖暖的情绪价值，多么不容易!

书店外打开的绿色护窗木板上，写着乔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话：“早在1600年时，我们书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纪时每座修道院都有位点灯修士，负责在夜幕低垂时点亮灯火。我已点了五十年的灯，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对我而言，乔治点的是烛火灯，丝薇雅点的是LED电子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先后以自己的方法照亮书店，但我这个怀旧者，依然对那一闪一闪的摇曳烛光多所执念。

打烊后的莎士比亚书店，在微微灯光的烘托下，别具一番风情

后记

今年春夏之际我又回到巴黎，其间收到书店的电子报，预告他们将于6月16日庆祝“布鲁姆日”（Bloomsday），虽然莎士比亚书店已不再是我心心念念必访之处，我决定那天还是去看看。由于乔伊斯把《尤利西斯》的故事情节安排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乔伊斯迷们遂以男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之姓氏将6月16日命名为布鲁姆日，每年这一天，不同城市的不同场域总会出现各种纪念活动。现今这家莎士比亚书店虽非1922年出版《尤利西斯》的那一家，但沿用了相同名号，且又自诩为传承者，肯定不会漠视布鲁姆日。

那天下午两点，书店外的小广场开始进行朗读《尤利西斯》的活动，主持人先读了几页暖场后，麦克风就交由自愿上台的书迷，挑选各自喜爱的段落朗读，其间并穿插了吉他乐者弹唱几首乔伊斯书中提到的歌曲。户外临时摆置的数十张椅子坐满了人，四周还站了一堆围观者；与坐在身旁的男士闲聊，得知他是加拿大爱德华岛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约翰·麦金泰尔（John McIntyre），他和正在巴黎旅行的几位选修文学课的学生相约一起参加这场活动，麦金泰尔还上台朗读了一段，相信这一年的布鲁姆日将成为这几位师生难忘的记忆。我在现场还看到书店的现任主人丝薇雅·惠特曼在人群中走动巡视；记得2007年，为了《书店风景》的增订版曾与她电话访谈，那时她年方二十六，刚接掌书店不久，而今已过近二十载。临走前我向她简短致意，感谢她的坚持与付出。任谁都难以否认，“莎士比亚”触动了许多人对美好书店的深深向往与憧憬。

橱窗外贴着庆祝布鲁姆日的海报，橱窗内放着乔伊斯的照片与作品

布鲁姆日举办的《尤利西斯》朗读活动，吸引了诸多人

图中那位金发女士就是现任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丝薇雅·惠特曼

我很喜欢的一本出版家传记《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At Random: 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是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社共同创办人贝内特·瑟夫去世后汇整出的回忆录，内容取自他生前写的日记、剪贴簿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我与兰登书屋》的英文书名At Random，通指“随兴”，有一语双关之意（瑟夫与合伙人在想出版社名字时，提到他们打算随兴出版几本书，引发以Random为名号）。传记中叙述瑟夫1932年去函给乔伊斯（收信地址为莎士比亚书店），表明他正要去欧洲，希望能与他会面并商讨在美国合法出版《尤利西斯》的事宜；据瑟夫所言，他们初次会面的地点就约在莎士比亚书店，丝薇雅·毕奇当时也在场，她还对瑟夫表示，说乔伊斯在来的路上被一辆出租车给撞伤了，却依然坚持要会面。但毕奇在回忆录中完全未提瑟夫的到访以及他与乔伊斯在书店的相会，她说自己对他们两方早期的交涉一无所知。到底真相为何，这又成了一桩文学史上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