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首席记者 谢惠茜

2026年银行业信用评级进入密集披露窗口期，中小银行群体的信用图谱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态势。据公开市场信息统计，年初至今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信用评级获得上调，分别为遂宁银行、雅安市商业银行、重庆三峡银行3家城商行，以及陕西秦农农商行、浙江富阳农商行、浙江德清农商行3家农商行；与此同时，湖北孝感农商行、山西长子农商行、湖南湘潭农商行、湖南常德农商行4家农商行遭遇评级下调。此外，抚顺银行等十余家中小银行因债券到期、区域整合或主动终止合作等原因被终止评级。

这一“6升4降”的格局，并非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中小银行群体在区域经济分化、监管导向趋严、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的一次深度洗牌。

上调共性：国资“输血”与经营“造血”双轮驱动

记者梳理6家上调银行的评级报告后发现，其上调逻辑清晰可辨——要么依赖国有资本的大规模注入，夯实资本实力与抗风险能力；要么依靠自身经营质量的实质性改善，赢得市场认可，两者往往相辅相成。

遂宁银行与雅安市商业银行的评级跃升，典型体现了地方国资的“托底”效应。其中，遂宁市财政局于2025年下半年获批受让该行64.58%的股权，该行国有股份占比从不足22%骤升至86.5%，联合资信据此于2026年6月将其主体等级上调至AA+。雅安银行则通过下辖8个区县财政局合计增资18亿元，增资后，其国有持股比例高达94.13%，中证鹏元将其评级由AA上调至AA+。此外，陕西秦农农商行同样通过股权重组实现国有法人控股，国有股占比升至51.06%，联合资信将其评级由AA+调升至AAA。

另一条路径则来自经营层面的内生改善。重庆三峡银行在股权结构理顺后，存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区域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同时通过大力清收处置不良资产及严控新增风险，资产质量指标整体好转，新世纪评级将其评级上调。浙江富阳农商行与德清农商行则凭借核心财务指标增长、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的精准投放，以及优于全国农商行平均水平的资产质量表现，分别获得中诚信国际的评级调升。

可见，无论是国资加持还是经营提质，获得主体信用评级上调的银行共同点在于有效解决了资本补充难题或显著优化了资产质量，从而提升了信用安全边际。

下调共性：资产质量恶化与资本告急的恶性循环

与上调银行的良性循环相反，4家下调农商行正陷入“资产质量恶化—盈利缩水—拨备消耗—资本不足—风险抵御能力下降”的负向螺旋。整体来看，其共性风险特征较为突出。

以年内首家被下调的湖北孝感农商行为例，最新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其不良贷款余额达4.14亿元，不良率从2024年末的2.19%攀升至2.99%；关注类贷款余额4.28亿元，占比升至3.09%，较年初提升1.02个百分点。不良与关注类合计占比达6.08%，且各类延展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达9.23%，意味着该行有不少潜在风险尚未充分暴露。更令人担忧的是，受不良增长及核销消耗拨备影响，其拨备覆盖率较2024年年末大幅下降38.62个百分点至126.95%，已逼近120%的监管红线。

常德农商行的情况更为严峻——这已是该行连续第二年遭遇评级下调。2025年7月其主体等级已由AA下调至A+，2026年7月再度被下调至A。评级报告指出，其不良贷款、关注类及逾期贷款占比持续上升，拨备覆盖率远低于150%的监管要求。此外，山西长子农商行与湖南湘潭农商行的下调原因亦高度相似，均涉及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下滑、拨备水平不足等核心问题。

资产质量的恶化也直接侵蚀了银行的盈利能力。2025年全年，孝感农商行净营业收入同比下滑51.12%至3.60亿元，净利润下滑31.79%至0.36亿元。净息差连续三年收窄至1.05%，成本收入比则从53.38%飙升至68.60%，经营效率严重下降。盈利大幅缩水直接导致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丧失，该行资本充足率已降至10.52%，较2023年累计下降2.89个百分点，已逼近监管红线。常德农商行同样因盈利羸弱，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且已低于监管要求。

除财务指标恶化外，贷款投向的结构性风险也不容忽视。截至2025年末，孝感农商行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贷款在总贷款中分别占14.82%和13.26%，房地产、建筑业及住房按揭贷款合计占比达23.26%。而当地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此类行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抗风险能力较弱，该行建筑业贷款中不良和关注类占比已分别达4.55%和3.98%。

分化趋势：农商行群体成为风险暴露“重灾区”

整体来看，此次评级下调的4家银行全部为农商行，而上调名单中虽有3家农商行，但多为浙江等经济发达区域的优质机构。这一反差揭示出农商行群体内部严重的分化——位于中西部或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农商行，面临的是区域经济活力不足、客户抗风险能力弱、自身风控水平有限的三重困境。

“被下调评级的中小银行底层诱因可以归为三类共性经营短板，同时每家机构存在差异化风险放大因素，多重负面指标叠加直接推动评级机构下调信用等级。”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第一是信贷资产质量持续走弱，区域地产、建筑行业风险持续传导，4家银行地产及上下游贷款敞口普遍偏高，存量逾期、劣变贷款持续增加，同时拨备覆盖率普遍达不到监管标准，风险抵补能力持续弱化；第二是资本与盈利形成双向负向循环，行业净息差收窄叠加大额不良核销，机构净利润大幅收缩甚至仅维持微利，内源资本补充渠道受阻，同时外部增资引资难度偏高，资本缺口持续扩大；第三是信贷结构管控存在漏洞，机构业务高度绑定单一区域，客户与行业集中度超标问题突出。”

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城商行与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6520亿元、8530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加357亿元和465亿元。农商行不良率高达2.79%，远超大型商业银行的1.22%。在净息差整体收窄、盈利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经营乏力、资产质量承压的中小银行将持续面临信用重定价压力。而农商行作为债券市场的重要发债主体，其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问题积累更多，因此往往成为评级下调的主要对象。

从此次评级调整的全局来看，6家上调、4家下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行业加速分层、尾部机构出清的必然体现。未来，随着监管对中小银行风险化解要求的持续强化，此类信用分化仍将深化，行业的“马太效应”亦将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