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来临》（Daylight Come）是约书亚·杰利-夏皮罗为哈里·贝拉方特所作的传记，这位于2023年逝世的歌手兼民权活动家，在书中被描绘成“我们第一位后种族时代的流行歌星”。
1927年，贝拉方特出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父母均为牙买加人。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他始终致力于彰显自身的加勒比血统，却又不愿被简化为一个仅供猎奇的异域符号。他将娱乐事业与政治信念融为一体——例如，他曾断然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场所演出。这种坚持让他不得不在盛名之下，消化那份对赋予他名声的社会所怀有的愤怒。杰利-夏皮罗广泛援引了诸多资料，包括与贝拉方特本人的对话，呈现出一个令人敬畏的形象。正如贝拉方特之子所言，他“同时在为两个家庭效力：我们，以及全人类”。
安杰莉卡·格拉斯的回忆录《拾荒之美》（Scavenging Beauty）则转向了另一种人生的艰难重建。格拉斯曾是儿童福利社工，她以一项长达七年的计划——走遍加州圣克鲁斯县的每一条街道——为结构，串联起这部优雅的处女作。作为家中八个孩子之一，她用冷静而精准的笔触，写下了童年里母亲那常常演变为暴力的爱，以及父亲因失职投下的同样长久的阴影。在不断变化的海岸线、高耸的红杉与菌丝网络的伴随下，那些记忆引发了她对传承、韧性以及重塑人生的沉思。
基思·里奇韦的小说《杜宁》（Dooneen）设定在一个奇异而雄心勃勃的都柏林——汽车已被禁止，人们通过瞬间传送入境。爱尔兰作家巴塞洛缪·波特从伦敦回乡参加文学节，恰逢一场民粹主义暴动的前夜。他观察到，都柏林已变成一台“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机器，在这里“命不如钱重要”。随着波特加入密谋起义的小团体，书中的叙述开始变得如梦似幻，生与死、现实与虚幻的界限逐渐模糊。里奇韦借此发问：旁观者必须为周遭的不公承担何种责任。
艾米莉·麦克布莱德的《麦布女王》（Queen Mab）则深入探讨了早期母职的恐怖童话。二十三岁、被视为“前途无量”的研究生玛德琳决定生一个孩子，此举让身边的学术女性们大为震惊。“顺便说一句，她们都说了恭喜，但潜台词是幸好是你不是我，”一位同事如此说道。分娩带来的身体恐惧，随即让位于初为人母的童话式惊悚。作为一位常驻巴塞罗那的译者，麦克布莱德在叙述中埋下了大量来自民间传说与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文学彩蛋。婴儿到底是真正的婴儿，还是被换生灵掉了包？玛德琳还是原来的自己吗，亦或她也早已被偷走？而她的丈夫，又可还能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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