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付乐 北京报道
一个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相继披露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合作机构数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中小平台成清退重点。
在资金合作层面，银行的授信准入明显向头部机构集中，互联网系、头部上市助贷机构成为核心“朋友圈”，而大量中小助贷平台陆续被移出“白名单”。
8月2日，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助贷新规要求放贷机构承担全流程风控主体责任，核心授信环节不得外包，且须由总行统一管控合作白名单，倒逼民营银行清退合规与风控能力不达标的中小助贷渠道。叠加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约束及利润空间收窄，民营银行因线下网点少、风险承受能力有限，更倾向与流量稳定、数据体系成熟的头部平台合作。
名单收缩
7月2日，重庆富民银行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名单共13家，而2025年9月这一数字为30家，不到一年间缩减过半。
7月3日，上海华瑞银行披露了个人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截至6月30日，该行合作机构数量为65家，较3月末的70家减少5家。
7月15日，广东华润银行对外公布了互联网助贷合作机构名单，对比3月公布的名单，此次公示的合作机构由9家减少为8家。
7月21日，亿联银行公示的合作导流获客机构有10家，相比今年1月减少1家。
7月28日，江西裕民银行公示了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目前该银行合作的平台运营机构共16家，增信服务机构共11家。相比其2025年11月披露的名单，平台运营机构减少了5家，增信服务机构减少了4家。
不难看出，进入7月，以民营银行为代表的资金端正全面收紧准入门槛，批量清退非核心伙伴。当前合作机构以头部助贷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为主。
“民营银行是助贷机构重要的合作方，民营银行收紧资金供给后，会持续抬高助贷行业的准入门槛，行业集中度会稳步提升，绝大多数撮合业务都会向头部平台集中。”王蓬博表示。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过往助贷行业发展历程中，助贷平台有流量、懂运营，能为资方批量带来客群，叠加兜底的担保模式，资方一度成为“资金通道”，缺乏有效话语权。而助贷新规倒逼持牌机构强化自主风控能力，加强合作机构合规管理，使得资方主动性大幅增强。
“按照现有监管要求，持牌机构、助贷运营机构、增信担保机构均需要在一套合规利率框架之内完成对借款人的统一收费，对各方的精细化风控定价水平带来极大挑战。在新型盈利与分账模式尚未成熟之前，资方缩减合作方是最为直接的选择。”苏筱芮表示。
从“甩手掌柜”到“责任人”
2025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并于202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同时2026年8月1日正式生效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一来合规风险使得银行收缩名单，二来24%利率红线压缩利润，促使银行转向头部平台，预计行业集中度将持续提升，中小平台加速出清。
过去，部分银行将获客、风控等环节外包。但2025年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要求银行承担全流程风控主体责任，核心授信不得外包。名单公开后，任何合作方的问题，如拆分息费、违规收取会员费等都会转化为银行的合规风险。
此外，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大行净息差为1.29%；股份行净息差为1.54%；城商行为1.38%；农商行为1.58%；外资行为1.3%，其中民营银行为3.62%，居各类型银行之首。
民营银行因没有线下网点、品牌弱，资金成本普遍更高，24%的红线还要覆盖流量成本、逾期损失，留给各方的利润并不多。如今外部合作收紧，一时间自营业务又难以快速补位，银行不得不主动收缩战线，清退高成本高风险的合作渠道来稳住息差。
苏筱芮认为，助贷行业将告别过往的粗放发展模式，在监管框架下回归合规与科技主线，大量合规能力低下、核心能力欠缺的中小平台将加速退出市场。中小助贷平台除深耕场景化服务外，还可对外输出技术能力，服务有需求但技术体系薄弱的中小银行。
王蓬博建议，中小助贷平台想要突围，应当避开同质化通用流量撮合赛道，扎根属地消费、产业分期这类垂直细分场景搭建专属风控模型，主动对接区域民营银行开展本地化深度合作，同时补上贷后资产管理这类配套能力的短板，靠场景深耕和精细化运营维持生存。
责任编辑：冯樱子 主编：张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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