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8岁，攥着一张免费心理检查的申请单，一个人穿过公立医院长长的走廊。护士犹豫地看着我，问要不要叫监护人来，因为离我生日还差几天。好在，我马上就要再长大一点了，所以最终，我进去了。

没人知道这件事。当医生开始逐条记录我的症状时，我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为自己暴露出的脆弱感到深深的羞耻，眼泪完全止不住。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诊断书，被我紧紧捏在手里，陪我走进了医院尽头那座空无一人的小教堂。坐在硬木长椅上，我最后一次问上帝是否还在，但四周只有我自己的回音。我只能靠我自己，给我自己那份疗愈和吞咽氟西汀所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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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药的心情，是苦涩里掺着一丝说不清的甜。我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但氟西汀很快让我体验到了另一种失控。每天从清晨到午后，我都像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与世界隔绝，“人类”这个概念变得无比陌生，连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其中之一。而到了傍晚，我又像被点燃的火箭，感觉即便从最高的楼顶跳下去，也只会向上飞起来。我无法控制自己，会同时大笑和流泪。我忍不住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愈合该有的感觉吗？

我不想要这种过山车一样的情绪。大学的截止日期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处理自己的情感成了我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我告诉我的精神科医生，请求全面的实验室检测，指望她能帮我找到更适合的抗抑郁药。可命运像一个残忍的笑话，摆在面前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另外两张诊断书：多囊卵巢综合征和Wolff-Parkinson-White综合征。那一刻，我觉得它们都在嘲笑我。我想这大概是报应，是我小学时撒谎说自己得了癌症、骗朋友们我时日无多的报应。

我是在一场暴风雨里长大的。那场风暴在我兄弟姐妹长大后、在我父母变老后便悄然停歇了，他们真的变好了，我也深爱着他们，很感激如今我们之间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结。但有些夜晚，胸口那个空洞里的悲伤依然在盘旋打转。我多么希望，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他们能对我温柔一点。那样的话，或许我现在就不需要每个月去见那位精神科医生，在一次次无效的尝试中轮换着不同的药物，看看哪一种会比上一种更好。

精神障碍的愈合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上坡路。我站在城市车流上方的天桥中央，那个下午像一场发烧的梦。耳朵里反复播放着那首歌吟唱的“我不好”，那是从吉普尼上一直循环到回家的唯一声响。我就像漂浮在午后热浪里，脚底是飞速掠过的汽车，周身弥漫着一种彻骨的孤独。我多希望有个人能陪我走这段艰难的旅程，可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真的想走下去。因为我曾偏执地认为，一旦我变好了，就等于一笔勾销了这些年来所有人给我带来的伤害，我用“没问题了”这件事，亲手把他们的过错都抹掉了——至少那时候，我是这么以为的。

那个熟悉的、可靠的、总能替别人解决问题的人，是我在所有人眼里的样子。可当我自己被诊断书团团围住，当那些药片在血液里掀起巨浪时，我却觉得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我试过戒断那些依赖，我发誓这次我做得比上一次好。我只是希望，能有人告诉我终点线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