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闰二月十二日，北京紫禁城。
清晨的钟声已经响过，文武百官按例入班。
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自内阁出门，北上经过会极门时，远远望见御路中竟停着一乘舆驾。
高拱吃了一惊——皇上不上朝，难道要去文华殿？
两人正迟疑间，几个内使飞驰而来，传呼宣召阁臣。
高拱与张居正疾步赶到舆驾前，只见隆庆皇帝已经下了金台，满面怒色，立在舆旁，身边一群内侍环跪于侧。
皇帝看见高拱来了，脸色稍稍缓和，伸手紧紧抓住高拱胸口的衣襟，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
“皇上为何发怒？
今将何往？”
高拱跪奏道。
隆庆只说了一句：“吾不还宫矣。”
高拱劝道：“皇上不还宫当何之？
望皇上还宫为是。”
隆庆沉默片刻，说：“你送我。”
高拱应道：“臣送皇上。”
皇帝这才松开衣襟，转而握住高拱的手，露出自己的手腕给老师看——“看吾疮尚未落痂！”
这一年正月下旬，隆庆皇帝便已患病，腕上生疮，在宫中调理了一个多月，直到闰二月十二日才勉强出视朝。
此刻他向高拱展示尚未愈合的伤口，神情之间，竟像个孩子向父亲撒娇。
然而接下来，隆庆说的话让高拱心头一沉。
他愤恨地连声说道：“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里？”
说一句，顿一顿足，握一握高拱的手，连说了好几次。
“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
高拱问。
“有人欺负我。”
“是何人无礼？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
恐伤圣怀。”
隆庆没有回答，沉默良久，叹息道：“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这话高拱如何听不懂？
皇帝是在暗示——朝中之事，坏就坏在太监手里。
他握着高拱的手一路走入皇极门，下丹墀，又呼茶。
内侍设椅，起初朝北，隆庆不坐，命移向南，这才坐下，却仍旧紧握高拱的手不放。
茶来了，他用左手饮了几口，对高拱说：“我心稍宁。”
从御路到皇极门，再入乾清宫门，隆庆一路都牵着高拱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到了寝殿，升榻而坐，犹自执手不放。
张居正和英国公朱希忠都在榻前叩头，隆庆却只顾着握高拱的手。
高拱躬身跪在榻侧，叩头不便，踧踖不安。
皇帝见状方才松手，高拱这才得以叩头，又与张居正、朱希忠一同叩头退出。
刚出乾清宫门，内侍又传旨召二人复入。
候立寝殿丹墀，有旨命上殿。
隆庆已经坐起，高拱、张居正跪承圣旨。
皇帝从容说道：“朕一时恍忽。”
又说了句听不真切的话，大约是预备后事之意，叮嘱二人“详虑而行”。
高拱等叩头退出，仍在乾清宫门外候旨。
内侍传出旨意：“著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
高拱对张居正说：“我留公出，形迹轻重难为公矣。
公当同留，吾为奏之。”
随即对内侍说：“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去。”
薄暮时分，内侍传旨命二人在乾清宫门外宿。
高拱大惊，奏道：“祖宗法度甚严，乾清宫系大内，外臣不得入，昼且不可，况夜宿乎？
臣等不敢宿此。
然不敢去，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
有召即至，有传示即以上对，举足便到。”
皇帝没有强留。
但这一整天的情形，已经让高拱感到不安——“东宫小”这句话，隆庆翻来覆去说了许多遍。
太子朱翊钧这一年才十岁。
高拱隐约意识到皇帝在托付什么，却始终没有完全领会那背后的紧迫。
接下来的日子，隆庆的病势时好时坏。
三月，皇太子出阁讲书。
四月，浙江有黑眚之异，杭州黑雾中一物蜿蜒如车轮，目光掣电，冰雹随之。
朝野间隐隐有不祥之兆。
到了五月，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已酉。
这一日皇帝“疾大渐”——病情到了弥留之际。
乾清宫内，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入受顾命。
高拱等人疾趋入宫，左右奏报辅臣已到。
皇帝倚坐在御榻上，中宫陈皇后及皇贵妃李氏都在御榻边，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立于左侧。
高拱等跪于御榻之下。
隆庆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倚坐御榻，目光扫过榻前跪着的三位大臣，熟视良久，颔首示意。
据后来高拱的回忆，当时皇帝“已昏迷不省”。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太监冯保以白纸揭帖——即未经正式誊写的遗诏草稿——分别交给皇太子和高拱。
给皇太子的遗诏写道：“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
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诏写道：“朕嗣祖宗大统，方今六年。
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
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同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两份遗诏的关键句是相同的——“并司礼监辅导”与“同司礼监同心辅佐”。
这意味着，太监冯保将以司礼监的身份与三位内阁大学士共同受命辅佐幼主。
高拱听完遗诏，心中大震。
自有明开国以来，从未有太监列入顾命之列的先例。
皇帝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这遗诏究竟是不是皇帝的本意？
高拱满腹疑虑，却无法当场质问。
他和张居正、高仪痛哭叩首而出。
次日，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驾崩。
皇帝一死，遗诏便成了定局。
高拱等人还没来得及梳理心情，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
《明史·冯保传》记载：“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
冯保不仅出现在了遗诏中，而且这遗诏本身是否出自隆庆本意，都成了疑问。
据《明史》记载，“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皇帝的本意本是专属阁臣，是中官——也就是太监——矫诏篡改，让冯保得以同受顾命。
冯保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他是深州人，嘉靖年间即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
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时，按资历该由冯保升任，但高拱先后举荐陈洪、孟冲二人替补，两次将冯保跳过。
冯保因此深恨高拱。
隆庆驾崩后，冯保终于如愿以偿，得以“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
六月，新皇帝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年仅十岁。
遗诏传到内阁时，廷臣闻之俱骇。
内使传旨至内阁，高拱怒道：“旨出何人？
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日逐浩曹矣。”
——圣旨是谁出的？
皇帝年幼，都是你们这帮人干的，我早晚要收拾你们。
内臣回去报给冯保，冯保闻言失色，立刻开始谋划驱逐高拱。
高拱与张居正“俱负气不相下”，而张居正此时选择了与冯保结盟自固。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高拱“内虑冯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
高拱要与张居正、高仪合谋驱逐冯保，张居正却暗中将消息泄露给了冯保。
冯保遂与张居正合谋先下手为强。
更大的危机来自高拱自己的一句话。
穆宗驾崩后，高拱在阁中痛哭失声，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这原本是对幼主难当大任的忧虑之语，却被冯保抓住做了文章。
冯保派自己的党羽向太后进谗，将高拱的话曲解为：“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
一字之差，意思全变——“如何治天下”是忧心，“如何作人主”是轻蔑。
后妃闻言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十岁的万历皇帝虽小，却也听得出这话里的恶意。
与此同时，高拱正在筹划另一件事——夺回司礼监的批红之权。
明代的司礼监负责代皇帝批答奏疏、加盖印信，权力极大，“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高拱认为主少国疑，宦官弄权，必须将批红与掌印之权收归内阁。
他上书新皇帝，提出“新政所急五事”，核心内容就是收回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力。
这一下，不仅冯保要对付他，整个太监群体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张居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机。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当时张居正被派出视陵地，不在内阁。
高拱派人给张居正传话：“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
——咱们一起干这件大事。
张居正表面笑道：“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
转身却“密遣人报保”。
冯保得到消息后，先发制人。
他向皇后与贵妃进言：“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乡周王以为功，而已得国公爵矣。”
——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他家乡的周王为帝以邀功，自己好得国公爵位。
又说高拱“多布金于两宫之近侍”，收买太后身边的太监。
皇后与贵妃闻言“皆错愕”。
谋立藩王，这是灭族之罪。
冯保压下了弹劾自己的奏疏，抢先拟好了驱逐高拱的圣旨——“责其专擅无君，令即日归田里”。
六月十六日，庚午。
天色未明，紫禁城会极门前，文武大臣被召齐。
高拱在内阁当值，张居正称病未来。
高拱满心以为这一天是驱逐冯保的日子——他事先约了张居正一同入朝，张居正却称腹疾，故意徐徐而行。
太监王榛捧出圣旨。
高拱跪在阶下，等着听逐冯保的诏书。
圣旨展开。
宣读的声音在清晨的会极门响起：“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
大行皇帝宾天，先一诏，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依门辅佐。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
不知他要何为？
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的脸色瞬间变得如死灰一般。
汗水如雨而下，伏在地上，竟不能起身。
——这一日距离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驾崩，不过二十天。
他以为要驱逐冯保，结果被驱逐的是他自己。
他以为张居正是盟友，结果张居正早已站在了冯保那边。
张居正从后面赶来，“傍掖之起”——从旁边把高拱扶起来，让两个吏员搀扶着把他架了出去。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拱即日出朝门，得一牛车，立而附载”。
堂堂首辅、顾命大臣，出朝门时连马车都没来得及准备，临时找了一辆牛车，站着挤上去。
锦衣卫的骑兵跟在后面追逐，“丧厥资斧”——连随身行李都丢了。
第二天清晨，高拱雇了一辆骡车，从宣武门出城。
路旁的人指指点点，有人甚至出口詈骂。
一直走到良乡，才重新置办了仪仗，勉强像个致仕官员的样子回了老家。
张居正事后与高仪上疏，请求挽留高拱，未被准许；又请求给高拱驿传之便，这才被允许。
但高拱的政治生命，已经在这一天终结了。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眼见高拱被逐，寝食不安，月余呕血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逐一死，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居正袖然首辅矣。”
高拱回到河南新郑老家后，闭门著书。
据记载，他“志不尽舒，才不尽酬”，于万历六年（1578年）抑郁病死，葬于新郑县城北郊——今天的阁老坟村。
临终前，他写下《病榻遗言》四卷，记述了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
高拱死后二十四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诏赠高拱太师衔，谥文襄。
但这已经是身后事了。
回过头来看隆庆皇帝的托孤安排，问题出在哪里？
隆庆临终前对高拱的依赖是真诚的。
闰二月十二日那天，他拉着高拱的手不放，说“有人欺负我”，说“甚事不是内官坏了”，说“东宫小”——每一句话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信任高拱，他需要高拱保护年幼的太子不受宦官侵害。
然而到了五月二十五日临终之时，他却没能亲口说出遗诏的内容。
据高拱回忆，当时皇帝“已昏迷不省”。
那份写入冯保名字的遗诏，究竟是不是隆庆的本意？
《明史》说“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隆庆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遗诏被篡改了。
隆庆的失误在于：他太晚才开始安排后事，太相信高拱一个人能搞定一切。
他把所有嘱托都给了高拱，却没有在制度上为高拱扫清障碍——尤其是没有明确排除宦官干政。
这给了冯保可乘之机。
高拱的失败，一半来自冯保的构陷和张居正的背叛，另一半来自隆庆的托孤安排本身——遗诏留下了致命的漏洞，而这个漏洞，高拱到被驱逐那天才真正看清。
六月十六日清晨，当高拱跪在会极门前听到那道驱逐自己的圣旨时，他或许想起了闰二月十二日隆庆拉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先生知道了。
但已经太晚了。
高拱被逐出北京的那天，天气应该很热。
六月十六，北京城已经进入盛夏。
一辆牛车吱吱呀呀地驶出宣武门，车上站着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
三天前的六月十三，他刚过完生日。
三个多月前，闰二月十二，隆庆还拉着他的手说“你送我”。
二十天前，五月二十五，隆庆还握着他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
而今，天下还是那个天下，先生却已不是那个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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