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古称河州，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大夏河、洮河、黄河在此区域交汇奔流。向西翻越积石山，即可进入青海东部湟水谷地；向东沿洮河、黄河行进直达兰州；向南穿越太子山连通甘南藏区；向北渡过黄河抵达宁夏南部。独特的区位，让这片河谷地带自古成为多条古道的必经之地，唐蕃古道、丝绸之路南道、茶马古道在此交织，持续承载着不同地域人群、物资与文化的往来流动。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为伊斯兰教长期在此传播、演化提供了基础空间，也是后续各类教派、门宦能够落地生根的重要地理前提。
早在唐代，伴随着丝绸之路商贸往来，阿拉伯、波斯商旅与传教者陆续进入西北。当时进入中国的穆斯林主要分为两条传播线路。一条线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等草原族群为主要载体，逐步发展形成中国伊斯兰教新疆流派；另一条沿着丝绸之路南道，经由陇南、河州深入内地，依托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群体不断发展，形成中原流派。两条传播路线环境截然不同，新疆地域辽阔，游牧族群分布分散，外来宗教更多保留原始形态。而河州所在的黄土高原西部河谷，人口聚居程度更高，汉文化根基深厚，伊斯兰教在长期传播过程中，持续与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本土社会风俗交融，慢慢产生有别于西域教派的本土化特征，门宦制度正是这种长期本土化发展之后形成的特殊产物。
明代中叶之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动，大量陕甘地区穆斯林因各类缘由陆续向西迁徙，大批移民进入河州地区定居。这一波持续很久的移民浪潮，不断扩充当地穆斯林群体规模。清代前期，河州穆斯林社群持续壮大，清真寺遍布河谷各个村镇，宗教活动常年有序开展，民间宗教学习氛围浓厚，当地也逐渐获得“中国小麦加”的称呼。持续扩大的信众群体，催生更加细化的宗教学习需求，众多求学的穆斯林往返河州与内地、中亚之间，带回大量不同体系的宗教思想，多元的思想交流环境，为不同修行理念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清康熙、乾隆时期，西北地区交通相对稳定，不少远赴中亚求学的宗教学者陆续返乡。这些学者在域外接触到不同的修行体系，回到河州之后，开始结合本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认知讲解教义。由于各位学者传承的学说存在差异，信众逐步按照各自追随的导师形成不同的群体。在西北乡村社会环境之下，乡土宗族、地域圈层影响力极强，普通民众习惯依附于受人敬重的宗教导师开展宗教活动。导师世代传承，信众跟随导师修行，慢慢形成以教长为核心、具有层级体系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门宦。
和国内其他穆斯林聚居区域对比可以清晰看出差异。关中、中原穆斯林开发历史更早，但人口高度分散，受官府管控严密，很难形成稳定、独立的区域性宗教圈层。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穆斯林聚居区成型时间晚于河州，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及河州。河州则兼具多重优势，这里河谷连片，村镇距离相近，穆斯林村落彼此相连，人员往来便捷。同时河州地处几大行政区交界，古代省府政令辐射力量有限，地方社会拥有相对宽松的自主发展空间，不同的宗教导师能够在各自区域招收弟子、传播思想，不会轻易受到外力的直接干预。
同治年间爆发河湟事变，战乱席卷陕甘大片区域。关中众多清真寺被毁，宗教传承被迫中断，大量宗教学者向西躲避战乱，不少人选择落脚河州。马占鳌所部在战事后期选择归附清廷，使得河州核心区域没有遭遇毁灭性屠戮，当地清真寺、民间宗教传承得以保留。大量外来宗教学者涌入之后，各类修行思想汇聚河州，不同理念互相交流碰撞，进一步推动新支系不断出现。战乱结束之后，西北各地不少求学穆斯林前往河州寻访名师，持续巩固河州作为西北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
民国时期相关调查资料记录，彼时河州总人口大约三十一万余人，穆斯林人口超过十五万，占到当地总人口接近一半。在河州城区、八坊以及大夏河沿岸村镇，穆斯林连片聚居，形成稳定完整的社群。连片聚居的格局，让宗教思想能够快速在民间传播。同一村镇内部，民众可以便捷参与不同宗教学者举办的讲学活动，民众有条件自主选择追随的导师，这让不同门宦能够拥有稳定的信众基础。同时，河州向外移民活动持续不断，外出经商、务工的河州民众遍布甘、青、宁、新疆各地。这些迁徙的民众，将本土形成的各门宦思想带到西北各处，各门宦随之向外扩散传播。
临夏境内世代生活着汉、回、东乡、撒拉、土、蒙古等多个民族。长期杂居的环境之下，不同民族的风俗、社会习惯相互渗透。东乡族、撒拉族大多聚居在周边山区河谷，与回族往来密切，共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多元族群共同的信仰需求，促使宗教体系不断调整，适应山区、河谷不同生产模式民众的生活，门宦分层管理、就近开展宗教活动的模式，刚好契合散落在山区村落民众的现实需求。
明清两代，河州是西北重要茶马互市地点，大量商贩常年往返青海牧区、四川北部与内地之间。牧区藏族、农区各族商人常年在河州汇集，商贸路线同时成为文化交流通道。许多宗教学者跟随商队往返各地，吸收不同地域的文化理念，完善自身的学说体系。商人群体流动性强，也充当了思想传播的媒介，让河州新兴的宗教理念快速向外辐射。
河州农耕条件优越，大夏河、洮河两岸拥有大片可耕种土地，皮毛贸易、牲畜贸易规模长期位居甘肃西部前列。不少信众拥有稳定收入，可以持续供养讲学的宗教学者；部分清真寺与宗教团体拥有土地、商铺等产业，能够支撑常态化的讲学、修行活动。对比西北偏远牧区，单纯依靠游牧生存的民众难以长期供养固定的宗教导师；而河州农商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各门宦长久传承提供了物质保障。
很多人认为门宦仅仅只是单纯的宗教分支。事实上，门宦诞生依托于河州独特的乡土社会结构。清代河州基层治理能力薄弱，广阔乡村之中，官府机构数量稀少，很难处理民间各类纠纷。乡村民众遇到矛盾，常常依靠地方威望人士调解。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导师，自然而然承担起调解邻里纠纷、协调村落关系、筹办民间公共事务的职能。宗教导师兼具精神领袖与民间调解者双重身份，民众自愿归附依附，门宦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和乡土社会运行规则相互契合，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随着各门宦逐步成型，各个支系以河州八坊为中心，沿着河谷向外扩散。华寺、毕家场、张门、穆夫提等早期形成的门宦，发源地全部集中在河州近郊以及大夏河沿岸村镇。后续衍生出的众多分支，源头大多能够追溯到在河州讲学修行的宗教学者。后续部分门宦向外迁移，在青海、宁夏建立中心，但根源依旧在临夏河谷地带。
反观其他西北城市，兰州长期作为甘肃行政中心，官府管控严格，很难允许多元宗教支系自由发展；西宁更多承接牧区商贸，本地本土宗教传承力量薄弱；银川开发时间较晚，大规模穆斯林聚居社群形成时间晚于河州。只有临夏同时具备交通枢纽、连片穆斯林聚居、长期文化交融、农商经济支撑、基层社会自治空间充足等全部条件。
近现代以来，人口持续流动，各门宦不断向外传播，影响力覆盖整个西北乃至全国多地。但追根溯源，所有早期门宦的兴起之地，都集中在如今临夏市、临夏县、广河县所在的河州河谷区域。丝绸之路南道带来外来宗教火种，数百年移民浪潮壮大信众群体，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催生本土化变革，河谷地带的地理环境提供交流空间，农商经济奠定物质基础，乡土社会结构适配门宦组织模式，一系列条件汇聚在同一片土地，最终促成临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门宦教派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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