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茶陵这地方，本地人自然该讲一口地道的茶陵话。可偏偏，住在茶陵县桃坑乡的那一拨客家人，却几乎不讲茶陵话，甚至不少人压根儿就说不出几句整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从小在桃坑的山窝子里长大，乡里乡亲全操着客家话，后来出了山，别人一听我是茶陵人，便要我讲两句茶陵方言来听听，我却张不开嘴，只得尴尬地摇摇头。人家瞪着眼问：“你是茶陵人，怎么不会讲茶陵话？”

这一问，倒把我问住了，也把桃坑这地方的特殊之处给问了出来。这里头，埋着好几层老根由，得一层一层剥开了说。

一是居住在桃坑的山里人，原本就不是这方水土上的“老户”。

桃坑乡藏在罗霄山脉的腹地，山高林密，溪涧纵横，早先并没有多少土著。

现在住在那里的客家人，多半是明清之际从广东、福建、江西交界处辗转迁来的。那时候，中原战乱频繁，南方山区的土著也因匪患和赋税流离失所，客家人便扶老携幼，沿着山道往更僻静的地方扎下根来。桃坑这地方，山多地少，外人看不上，但对一路逃难的客家人来说，恰是一处可以安放祖宗牌位和几畦薄田的所在。

他们来了之后，聚族而居，修祠堂，续族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语言，便是最坚固的族徽。

茶陵本地的原住民讲的是另一种话，两者语音隔阂极大，好比两条平行的溪流，各淌各的，始终没有交汇成河。

所以，说到底，桃坑人不是“不讲”茶陵话，而是他们打根子上就不是茶陵本地话的传承者。

他们的舌头，生来就惯着客家话的软糯和急促，哪里拐得过来那些硬邦邦的茶陵音呢？

二是桃坑的客家人，祖训就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客家话在他们心里，不单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条血脉的纽带。

山里的日子虽穷，但家家户户早晚对谈、婚丧嫁娶、祭祖议事，全用客家话，连小孩子学舌，头一句喊“阿妈”也是客家的叫法。

他们管吃饭叫“食饭”，管太阳叫“热头”，这些词儿和茶陵话里“吃菜”“恰饭”“日头”的发音迥然不同。

因为整个桃坑乡几十个村子，几乎全是客家人，彼此之间用客家话来来往往，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学第二种方言。

你去趟乡里的墟场，耳朵里灌满的都是清一色的客家腔，连外来的小贩待久了，也得跟着学几句才能做成买卖。

在这种纯粹的母语环境里，茶陵话就像远房亲戚的口音，偶尔听人说起，也只当是异乡的调子，与自己全不相干。

久而久之，客家话就成了桃坑人的“本能语言”，而茶陵话反倒像一门需要刻意去学的外语，没人教，也没人逼着学，自然就生疏得很了。

三是早年间交通实在不便，山里山外几乎隔绝，桃坑人与茶陵本地原住民的沟通少得可怜。

从前，桃坑乡到茶陵县城得翻过几道陡峭的山梁，脚下是乱石嶙峋的羊肠小道，雨天泥泞没踝，晴天尘土飞扬，走一趟得耗上大半天。

要是再往深处去，有些村子连这条路都够不着，得靠竹排顺着洮水河漂出来，那水急滩险，翻船的事也时有耳闻。

如此一来，桃坑人极少出山，县城里的人也不愿进山，两下里除了偶尔的盐米交易，几乎各过各的日子。

本地原住民讲的茶陵话，传到桃坑边界上就弱了下来，山里的客家人又很少主动去学，语言这东西，没有频繁的你来我往，就永远隔着一层。

我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一辈子没去过几次县城，偶尔出去卖点山货，也全靠手势和简单的官话对付，官话于他们而言，就跟天书似的。

逢年过节，偶尔有外乡的货郎挑担进来，彼此鸡同鸭讲，比划半天，最后往往笑一笑，各走各路。

这种地理上的闭塞，把客家话牢牢锁在了山谷里，也让茶陵话始终敲不开桃坑的门。

四是如今世道变了，交通和通讯把山里的日子彻底翻了个个儿。

柏油路修进了桃坑，班车一天好几趟，年轻人外出打工、求学，县城的工厂和学校都讲茶陵话，电视里、手机里更是天南海北的口音混着来。

新一代的桃坑孩子，从小在镇上的学校读书，身边既有讲客家话的同乡，也有讲茶陵话的同学，他们耳朵灵，舌头也活，不出几年，便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茶陵话，甚至能模仿县城不同街区的细微口音。

我那些侄子辈的后生，回村时跟老人讲客家话，出门跟朋友讲茶陵话，一到外地又换普通话，切换自如，像变戏法似的

如今你若去桃坑，随便碰上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问他会否讲茶陵话，十个里有八个都能跟你侃上半天，那语调、那用词，跟茶陵县城的人别无二致。

反倒是我们这些上了些年纪、早年没出过山的，至今还是满口客家腔，茶陵话怎么讲怎么别扭。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变化到底还是好事。山门开了，话音也就通了，桃坑人既能守住祖辈的客家音，又能接上茶陵本地的话头，两张嘴皮子，反倒比从前热闹多了。

这是时代的进步，客家人也在变，学会了如何与外界沟通，路因此会越走越远。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