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上寻踪：当法医遇上体质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科学|考古学|骨上寻踪

法医人类学最为人所知的，是它将体质人类学（常包括考古学）的科学知识，应用于法律证据的收集和分析。法医人类学最初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与人类学、生物学和物理科学等其他领域存在学科交叉。

人类骨骼遗骸的恢复、描述和鉴定是法医人类学家的标准工作。证据的状态千差万别，包括腐烂、焚烧、火化、碎片化或关节脱位的遗骸。常见的典型案例包括从最近的凶杀案，到被非法破坏的古代美洲原住民墓葬。法医人类学家参与处理个体案件、大规模灾难、历史案件和国际人权案件。

此外，法医人类学家也被要求处理存在身份或年龄问题的生者案件。录像带、照片和X射线照片（或简称X线片）的比较这类情况也在大多数法医人类学家的能力和经验范围之内。

法医人类学史

公众常将法医人类学视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它在体质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却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些学者曾着迷于博物馆和大学的解剖学收藏。早在几十年前，人类学家就对骨骼变异进行观察，并为专业学会撰写论文，然后才考虑把这些知识应用于法律领域。我们如今所命名的法医人类学，其最早起源可归因于一些深陷复杂法律斗争的聪明律师。他们搜集了赢得官司所需的知识，并在法庭上加以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人类学家逐步用目标导向的研究来予以回应。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了执法调查员的工作、其他法医科学家的能力以及法庭环境本身的特定要求。

人类骨骼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开端，但在法庭上首次使用骨骼证据却存在一个确定的日期——1850年韦伯斯特/帕克曼审判（Webster/Parkman trial）。该案中，两位解剖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杰弗里斯·怀曼（Jeffries Wyman）受命检查一具被认为是失踪医生乔治·帕克曼（George Parkman）博士的遗骸。哈佛大学化学教授约翰·韦伯斯特（John W.Webster）被指控犯下谋杀罪。甚至在解剖学家介入之前，已有充分证据指向韦伯斯特：他欠帕克曼的债务；在其炉子里焚烧了一个头颅；在他的实验室和厕所里发现了身体部位；一位牙医更是在炉子里发现了帕克曼的假牙（法医牙科工作也开始进行）。霍姆斯和怀曼证明遗骸符合帕克曼的描述，韦伯斯特被处以绞刑。

我最欣赏的案例发生在几年后（1897）的芝加哥。这一次，专家证人实际上是一位人类学家——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乔治·多尔西（George A. Dorsey）。多尔西受邀检查一个香肠加工桶底部污泥中的几块骨骼。香肠厂老板的妻子路易莎·卢埃格特（Louisa Luetgert）失踪了，她的丈夫阿道夫（Adolph）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同样的，在人类学家参与之前，证据已经非常充分。阿道夫正在和另一个女人约会；卢埃格特的婚姻岌岌可危；他曾将工厂关闭数周；他在关闭工厂之前订购了额外的钾碱；他在失踪当晚给工厂看守者放了假；而最关键的是，在桶中发现了路易莎的戒指。多尔西只需要证明这些骨骼属于人类而不是猪，他就完成了任务。阿道夫·卢埃格特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来支持学习识别骨骼碎片和所有其他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型骨骼的重要性。

戴尔·斯图尔特（T. Dale Stewart，1901～1997）将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德怀特（Thomas Dwight，1843～1911）称为“美国法医人类学之父”。这一评价部分源于德怀特在1878年写了一篇关于人类骨骼鉴定的主题获奖论文。尽管德怀特可能不是我们现代法医人类学的首位践行者，但他确是该领域早期发表成果的先驱。

20世纪初，许多人类学家为尚在发展中的学科做出了贡献，而威尔顿·马里昂·克罗格曼（Wilton Marion Krogman，1902～1987）是第一个直接与执法部门对话的学者，他的《人类骨骼材料鉴定指南》（Guid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Skeletal Material）由联邦调查局执法公报于1939年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体质人类学家在鉴定人类骨骼遗骸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is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Skeletal Remains）（1943）。这些出版物很重要但受众并不广。大多数调查人员仍然将人类遗骸直接带到临床医生那里。曾任史密森尼博物馆的体质人类学部门负责人（1962～1977）劳伦斯·安吉尔［J. Lawrence（Larry）Angel，1915～1986］告诉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找到史密森尼学会的体质人类学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说：“如果他们想得到关于骨骼的答案，只要拿着一盒骨骼穿过马路即可！”

法医人类学的萌芽可能在华盛顿特区出现得很早，但在美国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的导师威廉·梅普尔斯（William R. Maples）选择了威尔顿·克罗格曼（Wilton Krogman）的《法医学中的人体骨骼》（The Human Skeleton in Forensic Medicine）（1962）作为人类骨骼课程的教科书。那时，梅普尔斯还在研究狒狒，而克罗格曼对于“法医案件”的提及只是出于好奇，而非反映实际应用。克罗格曼甚至没有使用“法医人类学”这个词，但他确实写道，他的目的是“帮助全球执法机构理解骨骼所揭示的信息及其表达方式。”他一直在推动学科发展，但学科发展并未如他所愿。

法医人类学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戴尔·斯图尔特（T. Dals Stewart）编辑了史密森尼学会的出版物《大规模灾难中的个人识别》（Personal Identification in Mass Disasters）（1970）。随后，威廉·巴斯（William M. Bass）出版了第一本实用教科书《人体骨学：实验室和现场手册》（Human Osteology: A Laboratory and Field Manual）（1971）。这一时期，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参加美国法医学会的会议。他们意识到或许可以召集足够多的同事在学会内组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组，所以他们在酒店房间里电话会晤并促成了该事件。 1972年，14名人类学家组成了体质人类学组。不久之后，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开始称自己为“法医”人类学家，而不是“体质”人类学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斯图尔特出版了《法医人类学概要》（Essentials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1979）——第一本在标题中实质性带有“法医人类学”名称的教科书。

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法医人类学也不是本科课程，甚至不是一门研究生专业。未来的法医人类学家在研究生阶段专注于体质人类学，并通过法医应用来撰写论文。“法医人类学”作为学位名称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才出现的现象。而“法医人类学家”作为正式职业称谓的确立则更为晚近。

梳理法医人类学在非学术工作队伍中的发展历史颇为重要。最初，人类学系培养的训练有素的法医人类学毕业生毕业后缺乏对口岗位。他们可以像导师一样选择在大学或博物馆择业，但这并非其理想去向。当时，专业匹配的职位极为有限。经过筛选，他们只能接受一些即便无偿，但至少能够接触骨骼案例的工作。逐渐地，这些从业者凭借其积累的丰富经验被其他机构聘用，原职位空缺后未再补充。这些机构不得不承认失去的人类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并开始为这项工作付酬。虽然这个进程很慢，但目前法医人类学家已经受雇于世界各地。

教育要求

法医人类学家通常先专攻人类学或生物学，然后接受法医人类学的研究生训练。大多数人精通人类生物学、解剖学和骨学，并且在考古技术方面经验丰富。许多人在医学领域接受过额外的训练，例如急诊医学、护理、解剖学、病理学和牙科学。

大多数法医人类学家通过在职培训学习法医死亡调查的基础知识。专业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他们通过阅读科学期刊、参加短期课程以及加入美国法医学会、国际鉴定协会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学会等专业组织来获取该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美国法医鉴定委员会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

博士学位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要求候选人系统掌握研究方法、写作和教学方面的综合能力。所有这些技能对执业法医人类学家都有用，对专家证人的作用也很重要。然而，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实验室和非政府机构中，有许多具有硕士学位的称职的法医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的工作与病理学家或法医的工作

有何不同

通常，法医或病理学家负责检验尚存软组织的尸体，而人类学家主要被要求检查骨骼。医生侧重于从软组织中获取信息，而人类学家则聚焦于硬组织所提供的信息。然而，由于分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些专家的工作往往会重叠。当骨骼上存在“木乃伊化”的组织时，医生可能有用武之地，而当尸体分解到一定程度时，或当骨骼创伤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时，人类学家会派上用场。在人类学调查中，仅依赖简单的肉眼识别通常难以得出结论。因此，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被用于对身体特征的详尽分析和描述上。

和执法机构不同，法医有权进行尸检，还可说明死亡原因和方式。而法医人类学家虽进行骨骼分析，并就死亡原因和方式提供意见，但其结论不具备法律效力。

本文由王琳玮、刘鑫摘编自 (美) 凯伦·雷米·伯恩斯(Karen Ramey Burns) 著，张全超、张群译《法医人类学工作手册（第3版）》，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张亚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