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无人机正在成为上海农户的“新农具”。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近900台，喷药、施肥、播种——这些曾经依赖人力的农活，如今都可以在遥控器的操纵下高效完成。
然而，技术的便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近日，陆续有松江、金山等区市民向解放日报·夏令行动反映，农用无人机作业产生的农药漂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小区里弥漫的刺鼻气味，还是漂移至自留地的农药，农用无人机的“无差别喷洒”，让紧邻农田的市民遭了殃。
异味弥漫，作业能否提前告知？
住在松江区洞泾镇洞星小区的张女士，前段时间因为小区旁边的一片稻田发了愁。6月25日16时许，她下班回家，刚进小区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推开家门，家里也弥漫着相同的味道，就连门口晾晒的衣服都染上了味。
循着气味找过去，她发现小区东侧的稻田里，一台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作业，飞行高度在3米左右。“邻居说已经喷了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在打农药。”张女士回忆，农用无人机作业一直持续到19时左右，一度飞到离小区很近的河道旁，风一吹，药液顺着风向就飘进了小区，味道特别明显。
在张女士的印象中，这片稻田用农用无人机打药并非第一次，但味道这么重的，还是头一回。后来她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后，才知道那天喷的是除草剂。张女士提出建议：“农药喷洒都有时令和安排，是不是可以提前跟周边居民说一声？大家可以提前关窗、收衣服。”
7月21日，记者来到洞星小区实地查看。这是个典型的农村自建房小区，东侧紧挨着稻田，北半段被一道约2米高的围墙隔开，离最近的居民住宅不到3米；南半段隔着一条约20米宽的河道，加上河岸边的停车场，也就50米左右。小区里一位大爷还记得那次喷洒。“农用无人机飞得比围墙高，药液沿着墙边飘过来了。”他指着墙边发黄的植物说，“这些就是那次喷洒影响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很快就收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答复，可说法却令人有些哭笑不得。“小区隶属洞泾镇，农田属于新桥镇，新桥镇相关职能部门解释说，除草剂需要根据草的状态来实时喷洒，没法提前通知。”
真的没法通知吗？记者介入后，新桥镇给出回复，称后续将建立新桥镇农业园区管委会与小区居委会的日常联络机制，在施药前，由居委会协助提前24小时，通过公告栏、业主群等渠道发布作业通知，提醒居民关闭门窗、收晾衣物。
从“无法提前通知”到“提前24小时通知”，这是积极的一步。不过，记者实际走访发现，光有通知，似乎还远远不够。
提前通知了，能避免矛盾吗？
毛先生住在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自建房北侧有块十平方米左右的自留地，家里人种些番茄、四季豆，够日常吃。但从去年开始，承包附近农田的家庭农场主用上了农用无人机打药，毛先生就再没吃上过自家种的菜。
毛先生的自留地在稻田南侧，两者相距不过一米，中间只隔着一道田埂和一条小水渠，没有任何遮挡。去年，农用无人机喷洒的农药飘过来，自留地的蔬菜死了不少，农场主在村委会协调下赔了钱，也承诺今年会提前通知。承诺确实兑现了，在接到通知后，毛先生专门请假回家，用盖布把菜地遮盖起来，但无人机叶片刮起的风还是把盖布掀了起来，蔬菜又一次遭了殃。记者在现场看到，靠近稻田的番茄、辣椒等植株确实比较矮小，有的番茄还没成熟就已经腐烂了。此次，毛先生也获得了赔偿，可他有些想不通：“难道就只能年年赔钱了事，不能根治吗？”
附近邻居也向记者吐槽：“靠近稻田的几家，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像我家这边也被飘到了，但也就零星几株，都是邻居，懒得计较了。”
金山区亭林镇红阳村的施先生也有同样的困惑。他家的田地在隔壁承包稻田的拐角处，也是相隔一道田埂。6月底7月初，农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他家的毛豆、芝麻有的枯死，有的长势明显变慢，叶片卷曲发黄。打药前一周，他在路上碰见过承包户，专门叮嘱过：“今年打药注意点，靠近边界的地方用人工打，去年我家就这样受灾的。”但无人机还是照常起飞了。“这么大一片地，怎么遮盖？拿什么遮盖？”施先生反问。
“安全距离”还需有细化标准
四村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大面积用农用无人机打药，效率确实高了不少，但农药漂移问题也时有发生。“我们会再叮嘱农场主，降低飞行高度，靠近居民家的区域改用人工喷洒。”工作人员说。但距离居民区多远才算“近”，他们也给不出准确答案。
实际上，上海对无人机的监管在不断加强。2026年2月施行的《上海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无人机所有者、使用者应按规定进行实名登记，农用无人机操控人员需取得操作证书，起飞前须通过“随申办”等官方渠道查询空域情况。
上海市地方标准《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作业技术要求》（DB31/T 1417—2023）也对作业区域做出规定：避免在河流、湖泊、池塘等区域周围50米范围内；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或人口稠密区周围200米范围内；水源地、畜牧水产养殖区域或其他药剂敏感区域500米范围内作业。
50米、200米、500米——标准对部分敏感区域给出了明确的量化距离。可“居民区附近”是多近？自留地算不算“敏感区域”？规定里没有说。
大疆农用无人机崇明地区总代理、上海宜实农机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亮告诉记者，农药漂移是农用无人机作业的常见现象，为减少纠纷，业内一般会留出5至6米的安全距离，改用人工喷洒。从技术角度来讲，飞手可以根据农场主的要求，在起飞前提前设定好。“但实际操作因人而异。”
记者在红阳村采访时，村委会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根据此前的经验，已经建议农场主在飞行农用无人机时留出5米的安全距离，但做不做取决于农场主的自觉程度。毛先生和施先生的经历说明，当追求更高效率时，农场主往往会选择“赔钱了事”，矛盾也就无法彻底解决。
都市农业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新装备在应用推广过程中至关重要。它高效、省力，但作业效率不能以牺牲周边群众权益为代价。这条“安全距离”的线，究竟该由谁来划、划在哪里——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正伟认为，基层自发约定的5米隔离距离只是经验参考，没有政策强制约束力，在微风、逆温条件下，农药漂移范围能达到数十米，是同类纠纷反复出现的关键原因。
“植保施药行业规范，安全距离不能一刀切。”曹正伟说，应按药剂类型、敏感用地、风向分层设定细化标准。他建议修订上海植保无人机地方标准的配套细则，新增居民区、自留地分级距离条款，纳入执法检查依据。比如，“远郊大田可放开飞行作业标准，城郊地块则应严格细化作业条件。”
同时，还可以将飞行作业告知、隔离防护、损害赔付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农忙关键阶段提前和周边社区同步作业计划，落实事前协同机制。此外，要建立城郊敏感农田台账，将缓冲距离执行情况与飞手资质、农场补贴挂钩，依靠制度约束根治漂移纠纷，把经验做法转化为刚性制度约束，“通过分层治理、前置防控等手段，实现上海低空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居民、农户权益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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