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拉美新右翼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引发广泛关注。在选举政治层面，巴西劳工党8月2日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就在此前一周，被视为新右翼代表人物的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也宣布将参与总统角逐。阿根廷总统米莱特地赴巴西为其站台，随即引发巴阿外交摩擦。

与此同时，拉美新右翼当权的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7月30日，米莱政府修改《移民法》，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的外国人入境。在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近日宣布，他将在8月7日就职后对新政府外交事务进行调整，包括与古巴、尼加拉瓜断交等。

这些并非地区内的孤立事件，而是拉美新右翼崛起后，与区域新左翼力量在政治外交层面冲突深化的体现。拉美新右翼阵营正加强内部联动，而该地区的跨国意识形态对立也明显加剧。

拉美学界一般把博索纳罗、米莱、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等人视为拉美新右翼代表人物。在继承右翼保守传统的基础上，拉美新右翼准确识别出当地民众对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生活质量现状的不满，并在选举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政治主张，从而强势崛起。2025年至今，拉美新右翼进一步走向国家权力中心——玻利维亚的帕斯、洪都拉斯的阿斯富拉、智利的卡斯特、哥斯达黎加的费尔南德斯、秘鲁的藤森庆子等人相继赢得总统选举。

除了拉美国家内部原因，美洲的新现实也成为新右翼崛起的重要因素。去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试图“排除域外势力在拉美的影响”。对美持依附结盟态度的拉美新右翼自然获得来自这个西半球霸主的支持。此番拉美新右翼崛起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速度快、范围广、彼此间相似性多。

虽然各国国情存在差异，但拉美新右翼在部分领域的政策主张有明显共性：一是公共治安政策趋于强硬，如布克尔在打击黑帮方面态度坚决，任内推动建成可容纳4万名囚犯的“超级监狱”；二是社会生活领域政策带有保守主义价值观色彩，如博索纳罗强调传统家庭模式并明确反对堕胎；三是经济领域政策更倾向于以市场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批判左翼倡导的国家发展模式，如米莱主张大幅缩减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学界常用“钟摆效应”描述拉美政治左右交替的周期性现象。左右之争不仅关乎意识形态，更体现在国家发展模式上。世纪之交成为拉美新左翼成长的契机。当时，新左翼力量纷纷上台，普遍主张社会公平，批判美国给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猛药”，即“华盛顿共识”。卢拉与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阿根廷前总统基什内尔夫妇等都是典型代表。彼时适逢大宗商品贸易繁荣，拉美地区迎来经济快速增长、公共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增强的十余年。随着2013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拉美国家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右翼和中右翼力量开始壮大并掌握国家行政权，但在国家治理上未有很大建树。于是，2022年前后，新左翼崛起，但同样面临发展困境与挑战。如今，新右翼展现出强劲势头，拉美地区左右之争加速趋于白热化，政治钟摆又开始向右倾斜。

拉美新右翼的大范围崛起与加速联动会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对立使其政治空间受挤压并逐步侵蚀其社会基础。这将促使拉美新左翼做出相应调整。其次，新右翼往往对区域合作持批判态度，却有意改造合作机制，使其更多为本国利益服务。在更多拉美国家倾向于本国利益优先的情况下，拉美区域、次区域一体化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但也要看到，即便面对新右翼浪潮，发展依然是拉美各国政府的中心任务。拉美真正需要的是增长，而非或左或右的政治浪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