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当今社会，在道德层面出现了许多令人反感的负面现象，比如“老人倒了扶不扶”成为社会问题，传销行当亲人骗亲人、同学骗同学、战友骗战友，企业经营假货、劣质产品泛滥以及不讲诚信等等，这让许多人回忆起当年的“青山绿水”，回忆起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日子。那时候穷是穷点，但心灵相对纯净，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怪现象。你扶起了一位老人，老人会说声“谢谢”，而不是反过来“碰瓷”。现在倒好，物质倒是极大丰富了，但某些人的人心大大地坏了。
有评论称这是一些贪官污吏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不无道理。台上冠冕堂皇，背后男盗女娼，确实起到了引导层面的坏作用。其实何止贪官污吏，他们的“污染”已蔓延至整个精英阶层。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组织或社会中，居于高位者的行为举止，往往决定着整个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精英失德，绝非个人私德有亏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足以动摇社会根基的大问题。当精英阶层在道德上率先“塌方”，其破坏力将如涟漪般扩散，最终侵蚀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与价值根基。
为何“上梁”必须正？任何社会要实现有效治理，对社会精英必然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从。”身处领导岗位和公众视野的精英群体，天然承担着“风向标”的功能。他们的言行，会被下属和公众解读、效仿，形成“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的传导效应。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是“谄媚权贵型”或“摇尾乞怜型”，而应具备独立人格与社会担当。然而，现实中部分精英却走向了反面，有的高学历者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于计算个人得失，却对社会责任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如北大毕业的石平，从“最高学府才子”堕落为“铁杆汉奸”。这类现象令人深思：当顶尖学府培养出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背叛者，我们的精英教育是否在“塑造灵魂”这一环出了问题？
君不见，在政治领域，某些女贪官大搞“权色交易”、“带病提拔”，暴露出组织考察机制形同虚设，在制度层面引发“破窗效应”，形成恶劣的示范与传导。当“日后提升”成为潜规则，当干部选拔沦为走过场，失德的“上梁”便会带歪整个系统的风气，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经济领域，那些坑蒙拐骗的“富人暴雷”现象层出不穷，从许家印的烂尾楼到各类金融骗局，这些曾被视为“精英榜样”的资本大佬，成为“穿着高定西装的金融土匪”。他们的致富逻辑卑劣至极，成本由国家担，风险由社会扛，利润却尽归自己囊中。这种“伪精英”的成功，是对诚实奋斗者的亵渎，严重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如果年轻人眼中只有捷径与忽悠，谁还愿意坐冷板凳搞科研、守机床？
到了重建道德体系的时候了，精英阶层的每一根“梁”都应端正，才能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塌方。必须从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遏制“上梁不正”的蔓延。一方面，要完善监督机制，让失德者付出代价。对于坑蒙拐骗的“首骗”式富人，不能让他们一跑了之或洗白上岸，必须依法严惩，让“倾家荡产、牢底坐穿”成为震慑。对于带病提拔的官员，不仅要追究当事人，更要倒查组织部门的考察责任；另一方面，要重塑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像鲁迅那样，“不媚权、不媚俗”，敢于为底层发声，勇于承担“社会改良”的责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主动站在穷人的队伍里替他们说话，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而非只替富人唱赞歌。
有网友问：到了哪一个层面才算“上梁”？我的答案是：上梁与下梁是相对的，每一级干部、每一个党员，在下一层级面前都是“上梁”。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上面，而把自己当成纯粹的“下梁”看客。道德建设不能只要求普通人，而必须从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精英做起。精英失德绝非小事，而是关系社会公平、国家治理与民族未来的大问题。“上梁”一旦歪斜，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厦便有倾覆之险。防止“上梁不正下梁歪”，需要每一根承重的“梁”都自我审视、端正位置。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谁是纯粹的旁观者，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眼中的“上梁”。唯有精英阶层重拾道德自觉，社会风气的净化与凝聚力的提升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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