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木豪格（1958-2026）
十一年前，即2015年8月10日，恩师拙木豪格先生惠赐大作《大清锡伯营》，扉页上先生的题字与印章至今墨色如新。此后经年，此书一直置于我枕边，我却始终不忍卒读——并非不愿读，而是舍不得读完。每一次翻开，都像是与先生的一次促膝长谈，我总想着，留一点余地，留一点“还没有读完”的念想，仿佛这样，与先生的对话便永远不会结束。今岁7月19日，先生在伊犁察布查尔溘然长逝，我枕边这部沉甸甸的书稿，竟成了永远读不完、也再没有机会与作者当面探讨的绝响。8月1日，是先生的生日，谨以此文，略陈管见，权作一瓣心香，遥献于先生灵前。
先生一生扎根于锡伯语言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任教于伊犁，笔耕数十年，以一部规划一百三十万字的鸿篇巨制，为其民族立传。今日先生溘然长逝，学界与文学界失一重镇，而于我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相识近四十载，在精神上引路多年的恩师。此文题为书评，实则是评与悼的合流——我深知，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廉价的溢美，而是尽力以专业的、诚实的目光，去正视其著作，去理解他穷尽半生所要言说的，究竟是什么。
我与先生的缘分说来很长。1986年，大学一年级时，便常闻先生之名，心向往之，大学二年级，实际得见先生，成为我们的班主任。此后一直交往至今。
2026年5月28日，我们通过电话聊了30分钟，彼此说了很多的写作研究计划。
2026年7月20日，9：30（东京时间），诗人阿苏在我的微信里用锡伯语留言：
Kicengge～! em jabšan akūem mejig alkie～, cekse～An dehai akūoghuiye! Genkendi da!（Kicengge，告诉一件不幸的消息，昨天，安德海去世了！很突然！）
这一天我整日怅然无语，众多往事涌上心头，我知道此中的怅惘，恐怕要用余生去消化。
先生的大著，我至今只读完上卷，原想着从容慢慢咀嚼，如今方知，从容二字，竟是这世间最奢侈的许诺。这篇文字，既是我作为一名以有清一代历史、以满学为专业的后学，对《大清锡伯营》所作的一次尽己所能的、客观而诚恳的评述，也是我对先生最后能做的，一次迟到的、笨拙的回礼。
一、二十年孕育，一部史诗
《大清锡伯营》的成书过程，本身即是一段值得记述的历史。先生在小说自序《五十而知天命》中坦言，为锡伯部族的非凡过往写一部存世的史诗，是他青年时代便已立下的心愿。五十岁之前，为生计奔波，此愿深埋心底；直至知天命之年，因企业改制而骤然去职，人生列车“脱轨”，反倒使他得以将全部心力投入这部酝酿已久的作品。先生说，自己并无怨怼，反觉这是“上苍对我人生的强力干预”——这样一种将个人际遇的顿挫，转化为文学使命之必然的态度，本身便见出一位真正的作家如何理解自己与历史、与命运的关系。
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著名散文家、诗人周涛先生为本书作序，题曰《拙木豪格，铁骑突出》。序中记述了两位相隔二十年重逢的老友，在乌鲁木齐大西迁酒店把酒言志的一幕：先生捧出这部初稿五十三万字、全书规划共一百三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周涛先生称之为“锡伯族史诗，黄钟大吕”，赞其“胸中万象火铸就，笔底千秋血染成”。席间，先生更以一张硬弓、七支长箭相赠，寄意深远——这一细节，我以为最能见出先生的性情：一位以笔为业的作家，选择以弓矢为礼，既是对锡伯民族“弓马世家”尚武传统的追怀，也暗示了他对自己这部作品的定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支射向历史深处、意在唤醒族群记忆的长箭。
全书以“水、火、光”三重意象统摄三部曲的结构，此一构思，堪称匠心独运。据先生自述，第一部上下卷，对应1764年至1812年的西迁征程与开挖大渠，是为“水”，讲述锡伯营初创、文化重建的第一次全民觉醒。第二部对应1864年“库车事件”至1881年清廷收复伊犁的“同治之乱”时期，是为“火”，写这一弱小族群如何以万余之众，抵住几近灭顶的惊涛巨澜；第三部对应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是为“光”，写一个由有序而无序、再归有序的时代嬗变。三部曲以二百年为经，以锡伯一族的文化重建为纬，其构思的宏阔与自觉，在当代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创作中，殊为难得。我所读到的这部“第一部·上卷”，正是这部宏大工程的开篇基石，其叙事之扎实、笔力之沉厚，已足见全书气象。
二、水的隐喻：西迁与开渠
先生在自序中特别强调，第一部所写的西迁与开渠这两件事，“前后只相隔三十多年，且内在关联十分紧密，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他写道，“西迁是源，开渠是流，西迁精神由此源远流长”。这一史观，我以为是全书最具学术分量、也最见先生用心之处。以往关于锡伯营西迁的书写，大多止步于“事件本身和由此引申出的标题式的西迁精神”，而先生敏锐地指出，西迁之于锡伯族，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断裂”——族群传承中大部分的文化积淀，都遗留在了东北故土，这才使得西迁之后的锡伯族人，面临着一个远比戍边本身更为艰巨的课题：文化重建。
先生笔下反复提及的察布查尔布哈（大渠），在他看来绝非“区区一条渠”那样简单——先生记述了一件轶事：一位内地学者慕名探访察布查尔，在渠边驻足片刻后，竟脱口而出“不就是一条渠嘛”，先生对此虽未加苛责，却也直言，这种“肤浅、无知甚至冷漠的见解”，恰恰暴露出局外人对这段历史“真诚的体验和感悟”的缺失。在先生眼中，开挖大渠是锡伯部族由“被动的种族迁徙”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出击”的关键一跃，它被赋予了“水的体量、水的坚韧、水的智慧和水的谦逊”。这一段议论，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自序”交代创作缘起的功能，而近乎一篇简短而有力的民族志论文，显示出先生作为一位深耕锡伯语言文化数十年的学者型作家，其史识之深，绝非泛泛言情之辈可比。
作为治清史者，我愿在此提供一点专业的旁证：乾隆二十九年（1764）锡伯营自盛京西迁伊犁一事，见诸清代满文档案及《大清高宗实录》，其史实主体与先生小说开篇所写大体吻合。小说第一章写伊犁将军明瑞驻节惠远，巡历天山南北，深感边防兵力单薄，遂上奏请调盛京锡伯官兵西来助防——这一情节的历史原型，正是乾隆二十九年伊犁将军明瑞会同都统伊勒图所上、请调盛京锡伯兵丁移驻伊犁的奏疏。先生将这份奏折的措辞、结构，乃至明瑞其人揣摩圣意、字斟句酌的心理活动，都处理得颇见分寸——“洋洋五千字的奏折，所请之事仅此区区三行，明确诉求隐伏在不甚显豁的中间位置”，这一细节的把握，显示出先生对清代奏折文书这一特殊文体的深刻理解：清代封疆大吏上奏，往往先陈边情、后进本意，将核心诉求包裹于大量铺陈之中，以示谨慎持重，先生对此心领神会，落笔举重若轻，足见其案头功夫之扎实。若说这部小说有“历史小说"之名而无“戏说"之实，此处便是明证。
若将《大清锡伯营》置于更广阔的清代边疆文学谱系中审视，其独特位置便更为清晰。以西迁戍边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此前多见于民歌、说唱与地方志式的纪实文字，真正具有史诗规模、且以严肃长篇小说形式呈现者，实不多见。近年学界研究，强调应超越单一汉文中心视角，正视满洲、蒙古、藏、维吾尔等多民族在清帝国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与自身历史叙述——先生这部小说，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在文学的领域内，不约而同地践行着相近的旨趣：他不满足于将锡伯西迁仅仅处理为“爱国主义军事行动”这一由中原中心叙事赋予的单一标签，而是执意深入锡伯部族自身的文化逻辑、语言记忆与宗教信仰之中，写出这一事件对该民族而言真正意味着什么。这种“由内而外”的书写立场，与近年边疆民族史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转向，可谓遥相呼应，也是这部小说在纯文学价值之外，对于我们这些治清史与内亚史者，具有特殊参照意义之所在。
三、萨满预言与家常烟火：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双重书写
全书正文之前，先生特设“引子：萨满预言”一节，寥寥数百字，却奠定了整部作品的精神基调。萨满二神祖生前两度接受神谕：第一谕，说锡伯爱曼（部族）将如一块木头被劈作两半，一半留在原地，一半随水流向万里之外的西方；第二谕，说西迁之众定居西方整整一百年后，将经受一场大劫，届时会有“圣父圣母”现世，拯救可怜的部人。先生借叙事者之口写道，“我们这些后人全信了，因为它们都已经发生”，又说，萨满作为先知，“表面上一生安详，但他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他能预知未来”。
这一开篇，其实暗合了先生自序中所交代的“隐性结构”——他明言，书中设置了一个以“锡伯爱曼之乌拉本（ulabun、传奇）”为叙事主体的隐性结构，是他“对一些口口相传的零星传说和锡伯部族原始记忆的诗性想象与技术链接”，用以贯穿全书。这种将民间萨满信仰、族群集体记忆的神话原型，编织进一部以信史为骨架的历史小说之中的处理方式，使全书在“信史"与“传奇”之间，获得了一种奇特而有力的张力：读者既能感受到明瑞奏请西迁、乾隆朱批定夺这样有据可查的宫廷政治，也能在萨满预言的笼罩之下，体会到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近乎宿命般的自觉与承担。这不是简单的历史演义手法，而是一种更接近史诗传统的叙事自觉——一如《伊利亚特》有神谕，《格萨尔》有天命，锡伯人的西迁大业，在先生笔下，也由此被赋予了超越具体政治事件的、族群精神史意义上的庄严感。
与庙堂之上的明瑞相映成趣的，是先生笔下普通锡伯官兵人家的烟火人生。小说以颇具篇幅的笔墨，写克辛巴图一家在得知朝廷或将从锡伯营中抽调官兵远赴西域时的种种反应：儿媳淑芳的忧心忡忡、萨凌阿的不以为意、克辛巴图对“我们锡伯爱曼从天聪汗那会儿编入八旗就已经是朝廷的人了，就像一块砖，国家哪里需要筑城固境，我们就得在哪里迎风淋雨”这番话的坦然，以及九娘深夜辗转、喃喃念起“锡伯爱曼每六十年总要挪个地方”这一民间谶语时的惶惑不安——这一组家庭对话，写得极为家常、极为具体，甚至带着几分东北民间口语的俚俗与温热，却恰恰因此而格外动人。先生没有让历史事件悬浮于空中，而是让它切实地落进一个个具体家庭的饭桌、炕头与深夜的辗转反侧之中，让读者看见，所谓“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实都是骨肉离散的忧惧、“六十年一轮回”的宿命感，以及在巨大历史力量面前，一个普通士兵之妻近乎徒劳的、试图挽留丈夫的低声哀求。这种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双重书写、庙堂话语与市井声口的自由切换，是先生这部小说最见功力、也最打动我的地方。
拙木豪格与诗人阿苏，摄于7月11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九娘这一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女性历史记忆功能。在这段家庭夜话中，真正对朝廷征调之事保持高度警觉、并率先捕捉到命运震颤的，恰恰是这位不识多少文字的家庭主妇，而非身着戎装、见多识广的儿子萨凌阿。她口中那句“六十年……六十年，又一个六十年……”，看似随口呓语，实则暗合了锡伯部族自伯都讷迁盛京、再由盛京迁伊犁这一循环往复的迁徙史，是一种未经文字记载、却世代口耳相传于妇人炕头灯下的民间历史意识。先生将这样一种通常被正史所忽略的、以女性为载体的口传记忆，郑重地写入小说的历史叙事之中，与开篇萨满预言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套与官方奏折文书系统平行、却同样真实有力的“另类史料”。这是先生作为一名深谙本民族口传文化传统的作家，才能够拥有的敏锐与自觉，也是这部小说超越一般“讲史”套路、真正抵达民族志深度的关键所在。
四、认祖归宗：一位学者型作家的族源考辨
若说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先生首先是一位技艺纯熟的小说家，那么这部小说的自序，则同时展现了先生作为一位民族史研究者的另一重面貌。先生在自序中用相当篇幅，对学界普遍接受的“锡伯出于鲜卑遗裔”说提出了系统的质疑，转而主张锡伯族源出女真（满洲）一系。他从锡伯部族男女始祖神灵哈尔堪玛法（Harkan mafa）与喜利妈妈（Siren mama）的满语词源出发，结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锡伯姓氏与《金史》所记女真旧姓的高度重合、瓜尔佳氏宗谱中“尼雅哈奇迁锡伯”一支的谱系线索，以及皇太极两段前后看似矛盾、实则各有政治语境的谕旨，构建出一条“锡伯出于女真、隶属科尔沁而非鲜卑遗民”的论证链条，并明言这一学术立场，将在他计划撰写的专著《锡伯族历史文化解读》中详加论证。
作为长期从事有清一代及满学研究的同行，我愿意在此坦诚地表达我的专业立场：学界关于锡伯族源的主流意见，确以“鲜卑说”（认为“锡伯”一名系“鲜卑”之音转遗留）为通行，先生所持“女真说”，在现有学术共同体中仍属一家之言，其论证虽然细致，援引的姓氏谱系与语源材料也颇见功力，但若以严格的历史语言学与民族史考订标准衡量，其间不乏可以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以词源相合遽断族源归属，在方法论上仍有跳跃之嫌；族称的音转与族源的血缘传承，本非同一层面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民族史研究中最需谨慎处理的难点。然而，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先生绝非信口开河的臆断者。他自陈“我对‘鲜卑说’的质疑，始于大学时代”，其后数十年间，“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学习掌握了满文和锡伯文，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并“搜集整理了字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资料”。这种以第一手满文文献为凭、不惮以数十年之功从事一项学术公案的治学态度，纵使其最终结论仍待学界进一步检验，其严谨与执着本身，已值得任何一位专业研究者的敬重。
更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并未将这一学术立场简单地宣讲于自序之中了事，而是将其转化为小说内部“锡伯爱曼之乌拉本”这一隐性叙事结构的思想根基，使得族源考辨这一原本枯燥的学术议题，获得了文学的血肉与温度。这种学者与小说家身份的合一，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它既是先生个人学术生命与文学生命高度统一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真正扎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文学创作，往往能够抵达纯粹学院研究所难以触及的、族群自我认知的深处。作为读者与同行，我们不必、也不应完全认同先生在族源问题上的每一个具体论断，但我们理应对这样一种以毕生心力、扎实语言文献功底为支撑的严肃求索，报以应有的尊重。
顺带一提，先生对乾隆朝以降锡伯部族被编入八旗上三旗、隶属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这一史实的处理，与《清实录》《八旗通志》等官修文献所载基本吻合；而他援引康熙三十一年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晓谕科尔沁蒙古“归还”锡伯、卦尔察部众一事，亦确有清代档案可稽。可见先生虽以“女真说”立异于学界主流，其史料征引的严谨程度，却丝毫不逊于任何一部严肃的历史考证之作。这种“大胆立论、小心求证”的治学路数，纵使结论尚可商榷，其精神却完全当得起一个“信"字——对史料的忠实，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忠实。
五、语言与风格：刚劲与内敛之间
周涛先生序中评先生文字“色彩既热烈又冷艳，笔锋既刚劲又内敛，直如黑龙江冰河翻涌倾泻，流入伊犁河茫茫水域”，此语可谓的评。通读第一部上卷，可以清楚感到先生的语言在两种气质之间自如游走：写明瑞巡历边境、伏案草折，笔调庄重典雅，颇具清代公牍文书的历史质感，字里行间不失一名深谙官场分寸的封疆大吏应有的谨慎与算计；写克辛巴图一家灯下夜话，则转为地道的东北乡音，“快闭上你那张乌鸦嘴”“俺们锡伯人”“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读来倍感亲切。这种在庙堂雅言与民间俗语之间自由切换而不显生硬的能力，我以为得益于先生长年浸润于锡伯、满语言文化环境之中所养成的语感——他既能进入清代官方文书的话语逻辑，也从未脱离民间口传文学的叙事传统，二者在他笔下，如同伊犁河的两岸，虽形态各异，却共享同一条河流的生命力。
先生的编辑巩亚男、曾弘先生曾在审稿意见中，两度促成小说做出大幅修改，先生自陈“小说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探掘与成熟锻造，都是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完成的”；而他的大学同学张方鹏先生在读罢初稿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先生所写“是‘作者的作品’，而不是‘读者的作品’”，批评其“笔头滑，细节描写过于烦琐”。先生坦承这份意见令他“失落、沮丧、焦虑之情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却也正是在这“一番醍醐灌顶似的禅悟”之后，才最终摸索出了这种简洁而古老的叙事方式。我读到这一段创作自白时，颇为动容——一位已然学养深厚、著述等身的学者，肯于在知天命之年，因一位老友直率近乎苛刻的批评而彻夜反思、脱胎换骨，这份对文学本身的敬畏与谦逊，或许比这部小说本身的任何一处具体笔法，都更值得后学铭记。
六、枕边十一年：学生的纪念
以上所论，是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工作者，尽量客观、也尽量专业地对《大清锡伯营》所作的评述。但我深知，这部书对我而言，从来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十一年来，它安静地躺在我的枕边，是我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可以随手取来、与先生的文字对坐片刻的慰藉。我一直舍不得读完它，如今想来，这份“舍不得”，竟成了一种残忍的先见——先生已经不在了，而我竟真的没有读完。
我想，先生若泉下有知，大约不会怪我读得太慢，只会像当年那样，宽厚地一笑，说一句“慢慢读，不着急”。先生一生以二十年之功孕育这部史诗，深知“慢”与“等待”的分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他曾在“烦恼、彷徨、焦虑中等待了二十年”，等待那“神谕降临”的一刻。我想，我对这部书的迟迟不忍卒读，或许也是一种拙劣的、迟到的呼应：以我的“慢”，去回应先生的“等”。
先生去世后，我在线上曾为先生约好亲朋好友畅谈追思先生之间的友情，剪辑过一支追思的短片，将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寨牛录农家小院、草原故人重逢的影像一一收入其中，配以“如海如思”的文字，聊表思念之情。去年，我们在察布查尔一起探访卡伦之际，还约定明年暑期见面。但这一别，谁曾想到，真的成了永别。
此刻重读这部《大清锡伯营》（上卷），那些照片中的伊犁的草原、察布查尔的庭院与河渠，忽然与小说中伊犁河谷的风物一一重叠起来，我才恍然，先生笔下所写的，原来正是他自己脚下、也是我曾试图以影像去挽留的那片土地。
先生已逝，但《大清锡伯营》仍在，锡伯营的西迁长歌仍在，察布查尔的渠水仍在流淌。先生用二十年光阴、百万余言，为一个人口不过数万、却以刚强执着、坚韧不拔书写了百年戍边史诗的民族，立下了这样一座文学的丰碑。如今，先生本人也已化作这部民族史诗中的一个章节、一段传奇，如萨满二神祖那般，将自己一生的忧乐与预见，秘而不宣地埋在文字深处，直到后人翻开书页，方才与他默默相见。
8月1日，是先生的生日。往年此时，或许还能寄一封问候的短信，说一句迟来的、不成敬意的生日祝福；今年，我只能以这样一篇迟缓而笨拙的文字，代替那句再也无法说出口的问候。史学训练教会我克制情感、审慎立论，但在恩师的灵前，我愿意暂时放下这份克制，说一句最朴素的话：先生，谢谢您留下这部书，谢谢您让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记忆，可以被一个人用一生去托举、去照亮。
愿先生安息。愿这部尚未被我读完的书，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继续陪伴我，如先生生前那样，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2026年8月1日
承志（Kicengge）于京都宸翰楼
来源：承志（Kiceng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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