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漂泊，我沉思》引领我们进入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跟随兰斯顿·休斯的脚步，我们得以重返那个时而怪诞、时而令人振奋的旧日世界。从古巴、海地到苏联，再从中国、日本到内战阴云下的西班牙，他的笔横跨欧亚大陆，既触及著名的知识分子，亦关注莫斯科街头的平凡劳作者，不同种族、阶层的人与故事交织成一幅极具戏剧性的政治与文化社会图景。
他将个人见闻转化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叙事，这些基于实地经验的记证和思考，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重新确认那份为生命所共有的、抵抗历史和命运的坚韧与定力。即使在当下的语境下，休斯的记录依然具有刺破迷雾的力量。
《我漂泊，我沉思：兰斯顿·休斯回忆录》，[美] 兰斯顿·休斯 著，李小均、肖 萌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不是抒情诗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美国股市崩盘。二十八岁的时候，我的人生崩盘。我想，我该醒醒了。因此，大约三十岁时，我开始靠写作谋生。这是一个想靠写诗歌和小说谋生的黑人的故事。
过去十年，我算是这样一类作家，写作的主要动因是排遣忧伤，写作可以让我的情绪不再恶化。写作使我的内在情绪有了外在形式，给了我表达的出口，说出那些不会在谈话中出现的话语。
如今，我发现自己深陷抑郁之中。我刚刚失去了我的资助人。奖学金、研究基金和文学奖越来越少。我已经拿过了一些奖项，这些奖拿不了第二次。工作不好找。公共事业振兴署还没有成立。我不会别的，如果我想要继续生活和写作，那么我就必须靠写作来谋生。迫不得已，我开始用诗歌来换面包。
但是，这种赚取面包的谋生手段，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最初，是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夫人建议我去南方游历，朗读我的诗歌。有机会与她交流，是因为我要去海地。
我去海地是为了散心。我原本计划从克利夫兰出发（我在克利夫兰与母亲过了圣诞），先乘坐公共汽车到基韦斯特，再从那里去古巴和海地。但是，在克利夫兰的卡拉姆剧场，我认识了泽尔·英格拉姆。他正要去克利夫兰艺术学校，可他不喜欢上学，想逃课外出旅游。他借了母亲的车，他母亲还给了他三百美元，然后，我们一起出发。我的小说《不无笑声》获得了哈蒙奖，有四百美元奖金，我给了母亲一百美元，还剩三百美元。三月的一个早上，泽尔和我启程南下。
当我摆脱那位日渐疏远的资助人的最后一块钱时，感觉从未如此轻松愉快。当初，与那位住在公园大道的年长善良女士之间的关系戛然而止时，我的胃部翻江倒海了数周，如今已经渐渐平息。
我1929年离开大学，那年股市崩盘，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我在林肯大学读书时，创作了第一部小说《不无笑声》。读大学的时候有奖学金。毕业后，我的资助人按月付给我一笔不菲的费用，我可以在新泽西州郊区舒服地生活，慢慢地改小说，这里离曼哈顿只有一小时车程。二十年代初，受到“哈莱姆文艺复兴”余热的影响，我靠着诗歌换来的丰厚回报过得还不错，可能由于我的诗歌受到了想要资助青年作家的善良纽约女士的喜爱。当时的期刊很少刊登黑人题材的小说，因为黑人题材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与中国或东印度的题材一样。那时编辑部从不找黑人作家读稿，也不雇黑人作家。二十年代时在纽约，几乎所有我知道的白人青年作家都凭借创作能力在出版社或期刊找到不错的工作。我在曼哈顿的白人朋友，他们的首作收到的好评远不如我，却有机会去好莱坞做编剧，或给广播写脚本。那些诗歌根本卖不出去的诗人，在时髦的纽约杂志上也能找到工作。只因为他们是白人，而我是黑人。因此，在海地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作为黑人，我如何靠写作在美国谋生。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靠写我想写的东西谋生。我不想写低俗的东西，不想和华莱士·瑟曼一样，编造一些“真实”故事匿名发表。我不想随便写些花哨的非黑人题材短篇，与其他成百上千的商业作家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竞争版面。我想要严肃的创作，我了解黑人，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谋生。在与那位资助我的善良女士产生了一系列误会之后，我刚刚度过一个令人寒心的严冬。我心想，拿着小说获奖的四百美元，最好找个阳光地带，坐下来认真考虑一下前程。我的赞助人希望我不只是哈莱姆黑人 , 还是原始的非洲黑人，那种真正的、凭直觉就能获知的高贵的原始黑人。我在堪萨斯城、芝加哥和克利夫兰长大，完全无法成为她所希望的那种意义上的黑人。那个冬天我的灵魂千疮百孔，几个月都无法集中精力写作。或者是因为我不能不写作，或者是因为饥饿，我开始坐在阳光中，慢慢振作起来。
在克利夫兰的那个冬天寒冷又潮湿，春天迟迟没有要来的迹象。我知道海地很温暖，我和泽尔到达北卡罗来纳州时已经逃离了多雪地带。我们继续加速南下到佛罗里达海岸，终于见到了友善而温暖的阳光。
我们在德通纳海滩停下，去参观了贝休恩—库克曼学院。院长是著名的黑人女性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夫人。我们在晚上八点到达德通纳，颇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校园。找到校园后，我们在第一所亮着灯的房子前停下。由于气候温暖，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开着。我们听到几个女生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唱歌。泽尔上楼去询问贝休恩夫人的家怎么走。随着老师打开教室的门，歌声戛然而止。我听到一个女人大声说 ：“姑娘们，今晚的课到此为止，诗人兰斯顿·休斯来啦！”
我羞得说不出话，因为我从没想过，除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见过的贝休恩夫人，佛罗里达州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有学生飞奔下楼，后面跟着老师，他们张开双臂迎接我，一路带着我们穿过校园来到贝休恩夫人的住处。即使我们是不速之客，贝休恩夫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为我们准备了食物和客房。上床睡觉之前，我和贝休恩夫人坐在前门廊上聊了很久。对待我这样一个充满困惑的年轻人，善良智慧的她给予了我母亲般的关怀。
第二天，我在学校的英语课上读了我的诗歌。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如何通过写作谋生。正是贝休恩夫人在前一晚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南方游历读诗？数以千计的黑人学生将会以见到你而自豪，被你鼓舞，聆听你的诗。你年轻，但已在文学圈扬名。你可以帮助黑人学生意识到，虽然有种种困难，但黑人青年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能够有所成就。”
南下迈阿密是一条笔直的长路，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味贝休恩夫人对我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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