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明州与东亚宋韵文化研究》出版|东海|明州与东亚宋韵文化研究|明州港|高丽

【作者】安成浩张凯主编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ISBN】978-7-308-27438-8

【定价】108元

内容简介

本书集聚焦海港城市明州，以历史上的明州为切入点，邀请相关学者收集了明州与东亚交流相关的研究成果，探讨东亚宋韵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为了能够尽可能呈现东亚宋韵文化交流的全貌，在内容框架上分为总论、海上交通往来与航路、思想文化交流、茶文化交流、经贸文化交流五个部分。旨在全面展现明州与东亚海域各区域之间的交流往来。

主编简介

安成浩，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区域研究，朝鲜族文化研究等。著有《族群社会与文化》、《流动社会与文化传承》，编有《韩国研究》等。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出版专著《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虞廷恺年谱长编》等，参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绍兴商会档案汇编》等

前言

10世纪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辽、西夏的建国与发展壮大,在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大陆地区形成了辽宋夏三朝鼎立的局势。大陆东部地区,辽为防止北宋与高丽联合对抗辽,先后三次发动辽丽战争,高丽成为辽的兄弟之国、上表称臣之藩属国。宋虽曾有过联合高丽抗辽的意图,但高丽迫于辽的压力,宋丽之间不仅未能结成同盟关系,甚至一度出现断交的时期。日本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未受中原战乱影响,趋向保守,未与宋、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东亚地区局势巨变中辽凭借着对宋、丽的军事胜利,成为事实上的东北亚朝贡体系的宗主国。1115年金国西征西夏,继而灭亡辽国,于1126年南侵北宋,由此取代辽成为东北亚朝贡体系的宗主国。

在政治上北方游牧政权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两宋依然保持着中原文化的优势地位,引领东亚文化的发展。不仅北方的辽、金向宋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高丽、日本更是积极与宋开展活跃的官方(高丽)、民间交流,引进宋先进的文物制度,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文化发展。

陈寅恪先生从探讨中国学术复兴的角度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指出中国学术演进呈现规律性的兴衰更替,华夏文化在五代衰极之后“造极于赵宋之世”。宋韵文化不仅是华夏文化在五代衰极之后达到的发展的巅峰,同时推动了高丽、日本文化的发展。受宋韵文化发展之影响,高丽时期出现了青瓷、高丽大藏经、高丽钱、金属活字印刷及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直指心经》等。日本传入包括禅宗、禅茶在内的中国江南地区文化,以江南地区文化为基础,结合日本本土文化形成了五山文化等日本传统文化。众多日本传统文化的渊源可追溯至两宋时期以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文化。

由于北方地区处于辽、金等强大政权的统治之下,高丽、日本引进两宋文物主要是通过海上航路实现的。海上交流成为两宋与高丽、日本实现人、物、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海上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对外航海贸易较之前代在很多方面都有显著增长与提升,推动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位于浙东地区的明州港与广州、泉州并列为我国对外航海贸易最为重要的三大港口。从东亚航路研究的相关成果可知,高丽、日本与两宋的交流主要通过明州港进行。

宋丽海上航路经历了北部山东半岛的登州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北宋出去主要利用北方航路进行交流,随着辽朝的日益强大,神宗熙宁七年(1074)应高丽使臣金良鉴的请求,让其回避辽从明州登岸,再抵达汴京。《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谓:“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均规定由明州往返。由此明州成为宋朝与高丽交流的主要港口。

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在唐代遣唐使主要利用了从博多出发经由朝鲜半岛沿岸航行,横渡黄海抵达登州的北路,从九州岛一路南下经由平户、种子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横渡东海抵达浙江、江苏的南岛路,从博多出发经由平户、五岛列岛横渡东海抵达明州的南路。晚唐至北宋时期商人主要利用从明州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值嘉岛(平户岛),再到博多的南路航路,即大洋航路。南宋时期,由于只有明州(宋宁宗即位后改庆元府)设置市舶司,故日本与南宋的交涉往来,几乎全部是走博多湾经平户岛,横越东中国海,抵达明州的大洋航路。

明州成为宋韵文化向东传播至高丽、日本的中心枢纽。宋韵文化汇聚至明州,经由明州传播至高丽、日本,推动了东亚范围内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互动。在交通往来相对不便的古代,海上交流无论是在人员交流还是在货物运输等方面较之陆路交通有着极大的优越性。由此海上航路成为古代文化交流传播的高速公路,作为连接高速公路的海港城市,起到了连接各地文化,推动人员交往、文化交流、信息交互的枢纽作用。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基于明清时期海域研究的成果指出港口城市具有三层功能:进行日常品贸易的海域圈、进行奢侈品贸易的海港城市之间的海域连锁、以金/银货币相连接的海洋网络,指出海域研究中海港城市研究的重要性。2005年由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领衔的“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新”重大项目则直接以宁波作为研究的焦点,研究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联系。

在海域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当下,以海港城市明州作为研究的焦点,考察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化、信息交流与传播日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小视频、新媒体的流行更加重了信息的碎片化。东亚地区内现代人员的流动在交通方面更多是变为连接机场与机场的点对点的流动,快速流动。在疫情期间及之后面对面的交流相对减少,经由网络的交流,虚拟空间的交流日益增多。面对日益变化的交流环境,有必要重新认识东亚海域社会所孕育的文化多样性,着眼于孕育丰富多样文化的海港城市和海域社会,探讨全球史视野下东亚文明多样性与互鉴意义。

历史上的明州是东亚环太平洋海域世界的玄关入口,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文化圣地”。以海港城市明州作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东亚海域世界,着眼于“比较”与“关系性”,可以看出传统的国家间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框架所看不到的社会文化现象,探索东亚海域世界通过交流互鉴孕育的丰富的“文化”,引出新的学术见解。

本论集聚焦海港城市明州,以历史上的明州为切入点探讨东亚宋韵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为了能够尽可能呈现东亚宋韵文化交流的全貌,在内容框架上分为总论、海上交通往来与航路、佛教文化交流、茶文化交流、经贸文化交流五个部分。

总论部分主要收录了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宋朝与日本、高丽外交、宋丽关系、高丽时代海上交流、日本的宁波研究等内容,以期对这一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第二部分聚焦于主要交通方式的海上交通往来与航路,主要收录了古代海上交流分期、中日海域航路、明州港、航路与对外贸易三篇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佛教文化交流是明州与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时期佛教交流众多,入宋僧与明州均有密切的交流往来,研究成果众多,无法一一收录。因此该部分主要收录了浙江与中日佛教交流、以天童寺为中心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为延伸收录了元代东陵永玙的东渡。北宋时期与高丽的佛教交流成果以高丽国义天法师入宋求法为主,已出版有《高丽寺与高丽王子》(鲍志成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未收录到本部分内容之中。

第四部分为茶文化交流,聚焦作为两宋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的茶文化的传播。收录了中日茶文化的传播与变迁、宋元变革中的浙江茶与东亚相互关系的两篇研究成果。

第五部分为经贸人文交流,收录了关于徐兢《高丽图经》、金富轼使宋等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人员往来、书籍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图呈现多维度的文化交流。作为延伸阅读添加了明、晚清时期雪舟、王治本的入明、赴日相关内容。

编著这部论集的出发点是希望聚焦于明州,以明州为中心考察东亚宋韵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历史。为此于2023年8月20日在浙江大学举办了“鄞州与东亚宋韵文化研究工作坊”,通过推动学界交流的方式,为以海港城市为基础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契机。本论集的部分研究成果也来自于参与本工作坊的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本论集未能完全聚焦于明州与东亚宋韵文化交流,主要是在东亚宋韵文化交流研究内容中尽可能收录与明州相关的成果。且由于是单篇成果的汇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内容重复出现的情况。只能欣慰于为海港城市与区域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的聚焦研究积累经验。多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读者谅解。

本论集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宁波市鄞州区社会科学院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编者

2026年4月于成均苑

总论

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象的构建黄纯艳 1

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赵莹波 24

论丽宋交流全海宗 39

高丽时代海上交流与浙江李镇汉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