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夏，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剑拔弩张。在丰岛海战的炮声打响之前，一场没有硝烟的情报战早已在东京的电报线路上悄然展开。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日本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第一次绝交书”递交后才偶然破译了清朝的密电。
然而，日本高层往来信函却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早在开战前一个多月，清朝的外交底牌就已经被日本看得一清二楚。
形同虚设的“大清密码”
晚清时期，电报已成为外交和军务信息传递的“高速公路”。当时清政府官方使用的电码本是《电信新法》，以四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为了保密，发送密电时通常采用“数字加减法”，即收发双方约定一个数值，发电时加上该数值，收电时再减去。
然而，这种加密方式在现代密码学面前显得极为幼稚。更致命的是，驻日公使馆的电报必须经过日本电信局转递，经由长崎至上海的海底电缆传回国内。这意味着，日本外务省可以合法、轻易地截获中国驻日公使馆收发的所有电报底稿。早在1886年的“长崎水兵事件”中，日本就借机获取了中国的电码本。虽然清政府后来做过修订，但汉字结构相近，编排顺序变化不大，这成了日本破译的绝佳“字典”。
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出兵朝鲜，随即成立大本营，进入实质战时体制。为了摸清清政府的底线，日本外务省将目光死死盯住了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往来密电。
6月11日：底牌被看穿的那一天
过去学界多依据陆奥宗光秘书中田敬义的口述，认为日本是在6月22日递交“第一次绝交书”后才破译密电的。但伊藤博文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私密信函，彻底推翻了这一说法。
1894年6月11日，陆奥宗光给首相伊藤博文写了一封密信，兴奋地汇报了破译进展：
“首相阁下：外务省在此四五日内想方设法尝试破译中国密电，已渐有头绪可辨识全文中若干文字。其电稿中八日来自天津的一封密电内显示有伊藤二字……今明两日内清国公使或向阁下谈及某事，还望知悉。匆匆顿首，六月十一日宗光。此信一览后还望付丙（烧毁）。”
这封信证明，日本在6月6日至7日间就已着手破译，并在11日成功锁定了关键线索。
到了6月12日，陆奥再次致信伊藤，信上标有“极密”字样。他直接抄录了破译出的李鸿章6月8日发给汪凤藻的电文核心句：
“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要我行或□，未便至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至需酬□。”
对照李鸿章的原电“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碍难酌改”，日方的破译准确率已高达九成以上！从这一刻起，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与内心的避战底线，彻底暴露在日本高层的办公桌上。
换密码也没用：日方“故技重施”
随着局势升温，清政府也察觉到需要加强保密。6月18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担心日本“胁韩构衅”，提议今后往来电报启用新的“总署新法”（即“密新”电本）。李鸿章当即同意。
中方突然更换密码本，确实让日本外务省短暂地陷入了“抓瞎”状态。但日本人很快想出了一个阴险的“钓鱼”套路。
6月22日，日本御前会议后，陆奥宗光特意向汪凤藻递交了一份汉文照会（即“第一次绝交书”）。这份照会由美籍法律顾问起草，再经专人翻译成汉文送达。汪凤藻收到这份长篇汉文照会后，立刻在次日向李鸿章发送长文电报汇报。
日本外务省电信课课长佐藤爱麿敏锐地察觉到，这封长电报必然与日方刚发出的汉文照会内容高度重合。通过“已知明文攻击”的密码学手段，日方迅速比对出了新密码本的规律，再次成功破译。由此直至8月初中国驻日公使馆撤离，中方的高层动向对日本而言已是“单向透明”。
看着你的底牌，一步步逼你开战
掌握了清朝“不愿增兵、寄望调停”的底牌后，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处处抢占先机，上演了一场教科书般的“诱导开战”。
先是确认避战底线，强硬推进挑衅。6月15日，伊藤博文在回复陆奥的信中一语道破天机：
“根据密电之意，可充分推断清国将避免冲突视为上策，由于形势不容犹豫，应尽快与清国公使协商……”
看准了清政府不敢打仗，日本内阁当天就通过了强硬的“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并附加了“清政府不同意则由日本单独推动”的霸王条款，蓄意制造决裂借口。
然后是释放假消息，玩弄清廷于股掌。6月22日后，李鸿章将希望寄托在俄、英两国的调停上。6月27日，汪凤藻发回密电，称日本内阁对俄国劝其撤兵一事“赞成及反对者各半，未有定议”。
然而，这恰恰是日本故意释放的假消息！事实上，当天日本内阁已一致决定劝告朝鲜改革内政，并获御前会议批准。当晚，陆奥宗光在给伊藤的信中露出了獠牙：
“据另附的两封电报所示，相较在朝清军的倨傲，清政府明显不愿增兵。故谈判若不免破裂，不可丧失此次机会……不论以何名义先与清军一战，取胜后方能刚柔并济赢得外交筹码。”
最后是将计就计，转嫁战争责任。7月4日，汪凤藻发回密电，提议中国“为大局计，不惜迁就，以示变通”，试图通过妥协打破僵局。这封电报被日本破译后，陆奥在“仅仗俄劝，恐尚不得力”处重重画圈，并冷笑道汪的提议“稍微抓住了要点”。
日本根本不想谈判，他们只是利用清廷的妥协意愿，将谈判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中方。7月14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倒打一耙称清政府“有意滋事”，“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彻底关闭了和平的大门。
欲说还休的历史掩饰
甲午战后，日本对这段“偷看底牌”的极密历史讳莫如深。
陆奥宗光在撰写回忆录《蹇蹇录》时，明明是通过破译密电获知了汪凤藻6月25日“釜底抽薪”的电文，却在成书时心虚地改成了“听闻在东京的汪公使给李鸿章发去电文……”，并删去了直接引用的汉文原文，生怕后人发现巧合。
而当年参与破译的中田敬义，在战后的口述中也刻意隐瞒了6月11日初步破译成功的事实，将时间推迟到6月22日之后，试图用“偶然破译”来掩盖日本蓄谋已久的开战外交。直到近年来《伊藤博文文书》等核心档案的公开，这段被迷雾笼罩的历史真相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甲午战争前的这场情报战，是一面残酷的历史镜子。清政府官方电码本单一、加密方法简易（数字加减法），加之电报局人员管理漏洞与电报底稿留存的技术缺陷，导致国家最高机密沦为对手的“开卷考试”。
正如李鸿章的幕僚张佩纶在战后痛定思痛所言：“来电用密红本，此本电局有之，最易泄露……电信新法，则更家经户诵矣。”当大清帝国的决策者们还在电报机前为“避战求和”字斟句酌时，东京的首相官邸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正看着这些密电，从容地拨动着战争的倒计时。还没开战，底牌已被看光，这场国运之战的结局，在1894年6月11日的那封密信中，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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