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韩杰医生因漏诊致患儿死亡案一审判决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审维持原判，在维持一年有期徒刑的基础上，缓刑一年。根据我国“两审终审制”，二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本案的刑事审判程序已经终结，唯一的救济途径是申诉与再审。

该案件的判决和定性受到全国医护同行的广泛关注，不少医学界人士认为该案例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可能对医疗生态、医疗行为及医生心境产生深远的影响，更有医生同行把该案件誉为“医疗界的彭宇案”。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韩杰及其家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依法出席今天的法庭，履行辩护职责。

开庭之前，我想首先表明一个基本立场：辩护人毫不回避韩杰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疏漏的事实。他本人也从未否认这一点。但是，存在诊疗疏漏，不等于构成刑事犯罪；造成令人痛心的后果，不等于行为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今天站在这里，我不是要为医疗差错开脱，而是要为“罪”与“非罪”的边界辩护——为每一位在凌晨三点坚守岗位、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的医生辩护。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审判长，在展开法律论证之前，请允许我先向法庭客观还原本案的基本事实。

2024年2月16日上午，患儿曾因腹胀在抚州市**医院（三级医院）就诊，血常规报告显示各项指标无明显异常，诊断为“胃肠型感冒”。

2024年2月17日凌晨3时许，患儿因呕吐且呕吐物带血丝，被家属送至抚州**第五医院急诊。韩杰医生接诊。家属自述孩子已连续呕吐两天，直接提出开具药物、输液治疗，自行判断为急性肠胃炎，并出示了16日在市立医院的血常规报告。

韩医生判断需拍摄腹部立位片排查肠梗阻。患儿父亲起初情绪急躁，表示自己通过网络检索认为仅为普通肠胃炎，不认可拍片检查的必要性，随即抱着孩子离开。后患儿奶奶单独返回诊室，家属商议后同意完成影像检查。拍片结果提示患儿存在肠梗阻。

韩医生调取影像胶片，向家属说明病情，制定初步治疗方案：先输液补液、对症缓解，采取保守治疗持续监测；如病情加重则立刻转诊。家属同意后办理入院。韩医生同步安排血液生化检查，各项检验结果均未提示明显异常。

因就诊时段为凌晨，医院B超检查科室无值班工作人员。

当日早上七点，患儿奶奶告知医护，孩子排出大量绿色稀便。

上午八点多，韩医生完成与下一班医师的交接工作，接班医师调取患儿病历和全部检验报告，随后带领大家前往病房统一查房，上级医师现场查看患儿状态后，指示延续原有补液方案。查房结束后，韩医生完成记录书写，随即打卡下班。韩医生的法定值班时段为2月16日早八点至2月17日早八点，下班打卡记录均可查证。

当日下午，患儿病情恶化，家属自行驾车转院途中不幸死亡。

这就是本案的全部事实。一个凌晨三点接诊、完成规范交班后正常下班的一线医生，要为交班后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刑事责任。

二、从医学角度看：本案死因尚存疑问

审判长，刑事定罪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本案最关键的一环——死亡原因与诊疗行为的因果关系——恰恰缺乏排他性的法医学证据。

（一）本案未进行尸检，死因无法排他锁定

本案最核心的证据缺陷在于：未进行法医病理学尸检。

嵌顿疝肠梗阻导致患者死亡的常见原因有水电解质紊乱，肠绞榨、肠坏死、腹腔大出血，肠穿孔、腹腔感染、败血症、感染性休克，也有呕吐物阻塞呼吸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等。

本案未进行尸检，无法医病理学死因结论，无法锁定诊疗行为与患儿死亡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韩杰医生在庭审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质证意见。

江西省**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包含五项：呼吸心跳骤停、感染性休克、肠梗阻、嵌顿性腹股沟疝、多脏器功能衰竭。这些是临床推断，不是尸检病理结论。

医学会鉴定仅基于病历做盖然性推断——这种标准适用于民事责任划分，不具备刑事定罪排他效力。

（二）嵌顿疝发作时间无法确定：这是影响本案判决的关键疑点

韩杰医生在自述中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疑问：嵌顿疝的发作时间无法确定——不能区分是患儿入院前、入院治疗期间，还是转运途中产生。

请法庭注意一个关键事实：当日上午八点，上级医师共同查房评估患儿状态后，并未要求立刻转诊外科，依旧安排在儿科保守观察。如果患儿当时已经出现嵌顿疝，上级医师为何没有发现？为何没有要求立即转诊？

如果嵌顿疝发生在交班之后，甚至发生在转运途中，那么“首诊漏诊”的指控就根本不成立。

医学文献明确指出，小儿腹股沟斜疝嵌顿的典型表现包括：腹股沟及阴囊部出现疼痛性包块，小儿可表现为突然哭闹或手指向肿物表示疼痛。但根据病历记载，患儿在韩医生当班期间“没有腹痛、严重腹胀等相关表现”。

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将最严厉的刑事后果全部归于首诊医生，这不符合“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则。

三、从法律角度看：韩杰的行为不构成“严重不负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构成本罪的核心要件是“严重不负责任”。而韩杰医生的行为，不满足这一要件。

（一）韩杰的行为不属于立案追诉标准列举的任何一种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五十六条明确列举了“严重不负责任”的七种具体情形：

（一）擅离职守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
（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请法庭注意：韩杰医生的行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

他没有擅离职守——他坚守到交班时刻，完成了交班、查房和病历记录。他没有拒绝救治——他积极安排了拍片、抽血、输液和住院。他没有开展试验性医疗——他采取了规范的保守治疗方案。他没有违反查对复核制度——他完成了影像学检查和血液检验。他没有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

他被指控的医疗过失是“漏诊”：未对腹股沟区进行体格检查。但“一次查体疏忽”与上述七种情形中体现的“主观恶意”或“公然违规”，性质完全不同。

（二）“查体疏漏”属于技术性过失，而非“严重不负责任”

一审判决的核心定案理由是：韩杰身为儿科医师，未按儿科诊疗规范对患儿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也未及时请外科会诊。

但辩护人请法庭思考：临床行医，从来不是“零差错机器”。执业医师需要掌握的知识浩瀚如海，不可能熟记全部指南、终身无疏漏。知识盲区、记忆偏差、经验短板，属于行业客观常态，归属于行政整改范畴，绝非刑事犯罪。

刑法入罪的核心，是主观明知、知规故违、主观恶性。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必须凭客观证据佐证：既往同类诊疗记录、科室培训、考核档案。但本案中，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韩杰是刻意违规、明知故犯。

一审裁判采用严苛的事后倒推标准，直接认定韩杰“应当想到、应当查体而没有做到”——这是用结果倒推过错，而非基于客观证据认定主观恶意。

单纯技术经验不足、疑难病例判断偏差，属于“医疗技术事故”，一般只承担民事赔偿。只有触碰硬性诊疗规范底线，达到“严重不负责任”标准，才具备刑事追责基础。

（三）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容忽视

在评判韩杰医生的行为时，请考虑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

第一，就诊时段为凌晨。医院B超检查科室无值班工作人员。在缺乏B超这一关键辅助检查的情况下，仅凭体格检查和X光片做出判断，本身就是资源严重受限条件下的艰难决策。

第二，家属起初抗拒检查。患儿父亲“情绪较为急躁……不认可拍片检查的必要性，随即抱着孩子离开”。

第三，韩杰完成了规范交班。接班医师调取了全部病历和检验报告，上级医师查房后指示延续原方案。

在资源受限、家属抗拒、完成交班的客观背景下，将一次查体疏漏上升为“严重不负责任”，这不符合刑法对“严重不负责任”这一要件的严格解释。

四、从责任归属看：交班后责任不应无限延伸

审判长，韩杰医生在自述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质疑：“在我完成值班交接、正常下班离岗，且全程未收到医院任何关于患儿病情恶化的通知前提下，是否还需要持续对患儿后续病情承担全部责任？”

交班的本质，是将患者当时的情况、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后续诊疗责任转交给接班团队。交班以后，接班医生和医疗机构有义务根据患者病情变化重新评估、及时检查和调整处理。

首诊负责制不应被无限追溯为“首诊背锅制”。交班不能成为“责任清零”的按钮，但同样不能让责任无限延伸。

本案中，患儿病情恶化发生在韩杰交班之后，全天有接班医生、上级医师持续监护处置。行政处罚同时处分了当班上级医师罗某——行政都区分了层级责任，唯独刑事追责将所有过错集中于韩杰一人。

当整个系统的漏洞由一个人承担时，惩罚的不是过失，而是不幸站在第一道防线上的那个人。

五、从法律适用看：民事、行政已处理完毕，不应再叠加刑责

审判长，本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事赔偿已经完成，行政处罚已经落地。

2025年3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85%过错责任，赔偿家属146万余元。临川区卫健委对韩杰及当班上级医师作出警告、责令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行政处罚。

民事弥补了损失，行业完成了惩戒。本应是医疗过失处置的完整闭环。

然而，家属持鉴定报告报案后，2025年6月10日公安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侦查，随后韩杰被刑事拘留。同一个过失行为被民事、行政、刑事三重评价。

比例原则要求：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当与行为的过错程度相适应。

一次查体疏漏，经历了146万的民事赔偿、6个月的停业处罚，最终还要背负一年的刑期和终身的刑事案底——这种惩罚的层层加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互不排斥。但“互不排斥”不等于“必须叠加”。刑事追责的启动，应当基于独立的、排他性的刑事证据——而不是在民事行政走完之后“顺理成章”地追加。

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疗事故罪。“负主要责任”并不等于“严重不负责任”。不能仅凭医疗事故等级直接推定构成犯罪。（）

六、结案陈词

审判长、审判员：

站在家属的立场，一个2岁生命的逝去，是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的痛。辩护人完全理解家属的悲痛和愤怒。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没有任何赔偿能够抚平这样的创伤。

但是，一个基层儿科医生在凌晨急诊中的一次查体疏漏，换来一年的牢狱、终身的刑事案底、事业尽毁——这样的结果，是否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否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

韩杰医生的错，是认知边界的错，而非主观懈怠的错。

他没有推诿病人，没有擅离职守，没有明知故犯。他完成了交班、完成了查房、完成了病历记录。他只是一个在凌晨三点、面对哭闹患儿和抗拒家属的基层医生——他犯了错，但他没有犯罪。

如果今天一个医生因为一次查体疏忽就要坐牢，那么明天，每一位急诊医生在面对每一个腹痛患儿时，第一反应将不再是“如何救治”，而是“如何自保”。防御性医疗将成为唯一的选择——CT、会诊、转院，把所有可能的检查做满，把所有可能的风险推走。最终承担代价的，是每一个普通的患者。

当一个社会开始用刑事手段泛化解决医疗纠纷时，医生和患者，没有赢家。

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建立在“零差错”之上的。恰恰相反，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无数个“不完美”的诊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用刑罚的尺度丈量每一个失误，用事后的“上帝视角”审视每一个决策——那么医学将失去容错的空间，而容错，恰恰是医学进步最重要的土壤。

恳请法庭，在事实不明时不推定有罪，在证据不足时不认定犯罪，在民事行政已处理时不叠加刑罚。

今天的判决，影响的绝不仅仅是韩杰一个人。它将在全国数百万医生的头顶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救救韩杰，也救救医学的未来。

辩护人陈述完毕。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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