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鸦片战争，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确实是向中国输入鸦片最多的国家。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国紧随英国之后，是对华输出鸦片和获取鸦片利润第二大的国家。更值得追问的是，今天美国最负盛名的一批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在其19世纪的关键发展期，获得的诸多捐赠与管理支持，都与这段罪恶的鸦片贸易深度交织。
这些学校长期受益于染血的财富，却在此后的历史叙事中长期淡化甚至掩盖这一过往。这种对历史罪责的回避与遗忘，构成了一种傲慢的冒犯，持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尊严。
“中国皇后号”与贸易逆差的困局
1784年2月22日，美国独立后首任总统华盛顿生日当天，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驶离纽约港，前往一万八千海里外的中国广州。这是美国开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
当时的美国刚摆脱英国独立，经济凋敝，海外贸易被英国封锁。中国是少数对美国商船开放的口岸之一。“中国皇后号”满载花旗参、毛皮和银元抵达广州，返航时载有八百箱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投资回报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纽约报纸欢呼这开启了“一个幸福的新时代”。
从1784年到1833年，美国商船到访中国至少一千三百五十二次。
但一个难题随之而来：中国几乎不需要美国的产品。为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美国商人不得不支付大量白银，长期处于贸易入超地位。于是，部分美国商人决定效仿英国，用鸦片来平衡贸易。
美国如何加入对华鸦片贸易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商船便染指对华鸦片贸易。为了打破英国从印度垄断鸦片来源的局面，美国商人一面从印度走私鸦片，一面寻找新产地。1805年，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找到了鸦片，通过伊兹密尔港运往中国。土耳其鸦片质量虽不如印度货，但价格低廉，销路很好。
据统计，1805年至1839年间，美国商人仅从土耳其就购买了至少九千一百四十四箱鸦片输入中国。1818年，美国商人走私的鸦片已占中国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1817年至1818年两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甚至占到了对华鸦片输送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波士顿的“鸦片王朝”与总统家族
在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中，波士顿的精英家族扮演了核心角色。
珀金斯家族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设在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曾一度买下土耳其鸦片产量的一半多，专门销往中国。1818年，珀金斯洋行就武装走私一千三百五十箱鸦片到中国，规模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
福布斯家族紧随其后。该家族原本从事非洲奴隶贸易，后来转向对华鸦片贸易，用鸦片换取茶叶、丝绸和瓷器。1833年，福布斯家族在波士顿米尔顿山建造的宏大宅邸，如今已是福布斯家族博物馆，而这座宅邸的资金正是来自对华鸦片贸易的利润。
罗素家族则成为美国最大的鸦片贩子之一。罗素公司在中国被称为“旗昌洋行”，1819年进入中国，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广州，换取丝绸和茶叶，攫取了巨额财富。
还有一个名字值得记住：沃伦·德拉诺二世。1833年，二十四岁的德拉诺成为罗素公司的合伙人，来到中国参与鸦片走私。他在中国度过了重要的十年，积累了庞大财富，成为公司的首席合伙人。这位德拉诺，正是后来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
德拉诺曾在从广东寄出的家书中写道：“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参与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对罪恶贸易的普遍冷漠。
常春藤名校染血的“发展资金”
这些通过鸦片贸易积累的巨额财富，最终流向何方？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美国东部的精英大学。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在其19世纪的迅速扩张中，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鸦片贸易带来的财富。
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期间，波士顿的卡伯特、洛厄尔、柯克兰等精英家族，既是哈佛的资助者和管理者，也是鸦片贸易的参与者。这些家族成员曾担任哈佛的财务主管、哈佛与马萨诸塞银行的董事，甚至哈佛学院的院长。哈佛艺术博物馆至今仍受益于福布斯等家族的资助，而这些家族正是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
耶鲁大学与罗素家族渊源极深。耶鲁最神秘的精英社团“骷髅会”，其创始人威廉·亨廷顿·罗素正是罗素家族成员。骷髅会的资金来源长期由罗素家族的信托基金控制。而罗素家族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旗昌洋行对华走私鸦片所得。耶鲁校园的诸多设施与建设，也得益于这类沾染鸦片利润的家族捐资。
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早期发展进程中，同样不乏与对华鸦片贸易存在关联的捐助者。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大规模捐助者约翰·格林，其捐赠资金同样有鸦片贸易的痕迹。这些学校的图书馆、教学楼与基金，部分就建立在靠鸦片贸易发家的财富之上。
可以说，当年对华鸦片贸易赚取的高额利润，构成了19世纪美国东部一系列大学扩展物质基础中不可忽视的肮脏一页。
被掩盖的历史与傲慢的遗忘
2023年，哈佛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成瘾之物：鸦片、帝国与中国艺术贸易”的特别展览，梳理了鸦片贸易对全球经济、文化、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深远影响。展览策展人莎拉·劳尔森说：“我在波士顿长大，从未学过这段历史。”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这段历史在美国主流叙事中长期被淡化甚至掩盖。福布斯家族博物馆的执行馆长也承认：“鸦片贸易的历史是美国发展故事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我们过去鲜为人知、也鲜被理解的一部分。”
鸦片贸易使中国遭受了沉重灾难。据史料记载，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鸦片吸食者已达数百万之众，毒品泛滥造成广泛的社会崩溃与经济凋敝。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波士顿，福布斯家族用鸦片利润建起了豪宅；纽黑文的耶鲁校园里，沾染鸦片利润的捐赠充实着学校的基业。
比物质伤害更隐蔽、更持久的，是那种植根于历史遗忘中的傲慢。这些大学至今享受着世界顶尖的声誉，却极少主动承认其19世纪扩张资金中流淌着鸦片贸易的毒液。它们从不向中国人民道歉，甚至在历史教科书中将鸦片贸易轻描淡写地呈现为“自由商业”或“文化交流”的附庸。
这种对历史罪责的回避与遗忘，是对中国人民情感和历史认知的持续伤害。它意味着，受害者不仅在肉体上遭受毒害，在精神上也被剥夺了获得公正叙事与历史尊严的权利。美国精英教育光环下隐藏的，不仅是对中国财富的掠夺，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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