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吉讨伐明智迟到?——山崎之战与池田恒兴【马部隆弘】|山崎之战|池田恒兴|秀吉|织田信长|长秀|马部隆弘

作者：马部隆弘【中京大学文学部历史文化学科教授】

编译者：水手

文章来源：《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第60卷第2号第 185-201页，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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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普遍认为，天正十年（1582）山崎合战爆发之际，羽柴秀吉将山崎的宝积寺设为总本阵。针对这一观点笔者曾拿出一份新面世的秀吉亲笔书信，据此提出相反观点：山崎合战时秀吉参战是迟到的。（注释1）当时刊载版面篇幅有限，不少论述仅停留在推论层面。再加上秀吉最终确实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地位，因此也存在一种解读空间：他只是以总大将的身份，在后方宝积寺安营布阵而已。（注释2）

只不过正如我另一篇论文所述，山崎合战结束后，秀吉及其近臣在各类场合都刻意隐瞒自己参战迟到的史实。正因如此，“中国大返还一举建功” 的事迹才被后世当作真实历史广为流传。由此可见，秀吉内心极清楚迟到是重大过失。如果这件事确为史实，那么打赢这场为主君复仇之战的功臣就另有其人。笔者认为，真正的功臣是在山崎合战击溃明智光秀大军的先头部队。

明智光秀

这支先头部队中，就有在清须会议被提拔为织田家宿老的池田恒兴。谷口克广评价道：“对比柴田胜家、羽柴秀吉、丹羽长秀另外三位宿老，恒兴实力、履历均不及旁人；只因他是信长乳兄弟，才在织家家臣分崩离析之时，拿到第四个宿老席位。” （注释3）由此可见，当时众人对提拔恒兴颇有微词。之所以会有这种违和感，或许是因为学界极少专门研究恒兴，他的历史定位始终模糊。

如今很多研究梳理丰臣政权建立过程时，完全无需提及恒兴，也能自圆其说，这也侧面体现了他作为宿老的意义长期不清晰。可一旦认清秀吉山崎合战迟到、恒兴才是此战首功，那么提拔他为宿老便是合理的论功行赏，世人自然不会排斥，恒兴的历史存在感也会大幅提升。如此来看，对于秀吉建立丰臣政权这件事，恒兴的存在本身，反倒算得上一大阻碍。

因此，本文将先梳理恒兴在山崎合战中的行动，再结合其与秀吉的关系，探讨战后恒兴所处的立场。通过引入恒兴这一视角，本文旨在揭示丰臣政权建立过程中此前被忽视的一段历程，同时重新凸显秀吉在山崎合战中迟到参战这一史实。

池田恒兴

一、山崎合战再论

1.羽柴秀吉的书信

首先作为论述铺垫，简要梳理我另一篇拙稿内容。此前文稿受版面限制，无法刊登秀吉书信原图，本次附上文书摹刻誊写全文一并刊载。

【史料1】（注释4）

所有事务我都托付给甚左卫门尉（小出秀政）处置：你要在饰磨津备下四百把锹镐，修整沿途险峻道路，道路完工后大军就能从此通行；修缮工程全权交由你负责，切不可擅自独断、自作主张。

特此传信告知：昨日我军攻入胜龙寺并纵火，如今我方部队已在山崎狭门布下军阵。我计划明日全军开赴西冈扎营，此事绝不能延误，你务必时刻留心。

你管辖的姬路城，城内防火及一切政务都不许独断处置，务必仔细严令手下众人谨慎行事。

惶恐谨言。

（羽柴）筑前守

（天正十年）六月十三日（秀吉花押）

小寺美浓守职隆大人、生驹七郎右卫门尉大人

史料1：秀吉书信

史料 1 原本为折叠文书，现已裁掉空白处并装裱为卷轴。这封书信的落款日期正是山崎合战当日六月十三日。写信之时，秀吉驻军摄津富田，织田信孝屯兵邻近的天神马场；依据书信内容可知，秀吉原本打算次日十四日才出兵前往胜龙寺城所在地西冈。此前十二日，秀吉方先头部队纵火，已将明智军逼回胜龙寺，秀吉写这封信时，预判明智光秀会依托城池闭门固守。

可事态完全超出秀吉的预判，明智光秀主动从胜龙寺出城迎战。光秀大概是想趁信孝、秀吉的大军尚未抵达、己方兵力尚且占优之时，一决高下。两军于十三日下午四时开战，明智军战败后，讨伐联军顺势包围胜龙寺，光秀便在当夜弃城出逃。据记载，秀吉直至入夜才赶到阵地，虽赶上围城，却实实在在迟到，没能参与山崎主战场的决战。梳理全部过程便能得知，秀吉既无必要特意在前往胜龙寺途中的宝积寺设立大本营，时间上也完全来不及。

2.路易斯・弗洛伊斯的书信

我查阅全部日本本土一手史料，没有任何文书直接写明秀吉迟到；但路易斯・弗洛伊斯的书信清晰记录此事。

【史料2】（注释5）

摄津【1】的三位重臣原本以为羽柴秀吉的大军已经不远，当即整顿军备，率军奔赴距高槻三里、城防坚固的大型聚落山崎。三人预先约定好了分兵布局：从前与高山右近（重友，教名朱斯托）敌对的中川濑兵卫（清秀）如今与他和解，领兵走山间高地；池田恒兴则沿着水量丰沛的淀川河岸行军；高山右近留守居中的山崎本村。【2】高山刚进驻村子，便得知明智军逼近，立刻派人给尚在三里之外的羽柴殿（秀吉）送去急报，催促其火速驰援，同时集结麾下渴望出战的家臣。【3】高山清楚羽柴殿（秀吉）的援军延误，本打算亲自前往报险，不料明智士兵已经攻至村口，他不愿继续等候。其人勇武虔诚、笃信天主，作战勇猛，于是仅率领不到千人的部众，开城门主动出击迎敌。麾下基督徒武士奋勇作战，仅战死一人，首轮便斩获两百多名明智高级武士首级，敌军士气大跌。【4】首轮攻势结束后，左右两翼的中川清秀、池田恒兴率军赶到，明智军四散溃逃。【5】真正击溃敌军士气的，是明智军得知三七殿（织田信孝）、羽柴殿（秀吉）两万大军仅距此地不足一里；但两军士卒长途疲惫，终究没能赶到主战场。

以上是弗洛伊斯书信中记述山崎合战战况的段落。其中【5】处写明，织田信孝、秀吉的联军当时距离山崎战场只剩不足一里，可军队一路行军疲惫不堪，终究没能赶上决战。如果此事属实，便足以证明秀吉根本没有抵达宝积寺。

弗洛伊斯《日本史》手稿

长久以来，学界都不愿采信史料2，理由是这份文书刻意夸大基督徒高山重友的战功，认为其记载无法还原真实历史。再加上文书里 “信孝、秀吉迟到参战” 的内容和主流认知完全冲突，因此一直没有被拿来用作论据。但结合我另一篇论文的分析能够发现，这份书信不存在迎合、偏袒信孝与秀吉的立场，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如实反映了史实。为再次确认二人迟到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本文也将检验【5】以外全部内容的可信度。

从【1】的记载能够得知，高山重友、中川清秀、池田恒兴等摄津出身的先头部队经过商议，在山崎周边布下军阵。布阵划分如下：中路西国大道由高山重友驻守，北侧山地左翼交由中清秀，淀川沿岸的右翼则由池田恒兴负责。池田家流传的史料记载：“高山正面迎击敌军，池田父子（恒兴、元助）从右侧包抄，中川自左侧合围，夹击明智大军”。（注释6）这段记录和【1】的布阵、后文【4】的战况完全吻合。

【2】主要记述高山重友的行动。整篇文书都将高山塑为主角，但山道本就是敌军最先来袭、也是第一时间向秀吉传递战报的位置，出现这种记载实属情理之中。因此这部分内容大体贴近史实。据记载此时秀吉身处高山阵地后方三里以上的位置；按照【1】，高槻到山崎距离为三里，秀吉驻扎的富田就在高槻西侧，地理距离完全吻合。

【3】继续记述高山的行动：秀吉大军迟迟无法抵达，高山本打算亲自前去催促援军，可明智军已经逼近村口。于是高山下令开城门主动出战。这里所说的村门，应当是扼守自治都市山崎东北端的城闸。高山没有依托村门防守、反而主动出城，推测原因是山崎民众早已通过丹羽长秀取得织田信孝颁布的禁令，约定各方不得在此劫掠、随意驻军。（注释7）

高山右近

丹羽长秀的文书落款为六月七日，而光秀也在六月三日向山崎区域发布禁令，（注释8）明智军的行动本身就有违反禁令之嫌。两军这番对峙冲突，也成为战后舆论形成的一大诱因。另外，文书里写明智军战死两百多名高阶武士、高山军仅阵亡一人，这般奇迹般的战果必定是夸大之词。【4】记载，分驻两翼的中川清秀与池田恒兴，对被高山死死拖住的明智军形成夹击之势。此处记述写得十分简略，合理推测是为了刻意抬高高山的战功。

天正九年（1581）织田信长下令筹备西国征伐时的文书写明：“摄津国以池田胜三郎（恒兴）为总大将，高山右近、中川濑兵卫、安部二右卫门、盐河吉大夫等人归其调遣”（注释9），由此能推断池田麾下兵力规模最大，相应军功也理应更为显赫。高山驻守中路并非因为他是总大将，而是受禁令限制，无法在山崎城内屯驻，只能以少量兵力扼守大道；由此延伸分析，中川驻守山地、池田屯驻开阔淀川沿岸，也能侧面佐证池田军兵力远超其余两部。

综合全部记载，剔除文书中吹捧高山的夸大成分后，可以判断中川清秀、池田恒兴同样立下不小战功。三支先头部队以池田恒兴为总大将，因此山崎合战真正的头号功臣必然是池田恒兴。

山崎城不愧是畿内第一雄关（❌️）

天王山上俯瞰山崎

二、合战后的池田恒兴

1.宿老连署状分析

天正十年（1582 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清须会议上，众人议定：今后织田家的各类政令，需由四位宿老联名签署后颁布。四位宿老所签发的联名文书中，凡是载有池田恒兴署名的篇目，均整理收录于【表1】。战国文书惯例：写在文书最上方首位的署名人为发文主事者，其余人依照位次，向文书内侧依次落款署名。后文引用本表史料时，统一标注格式为【表1】，行文均采用【表1】内的文书编号。

【表1】

谷口央提出观点：四位宿老的署名顺序原本并不固定，直至柴田胜家退出宿老集团后，位次排序才正式确立。（注释10）谷口认为：位次固定之后，文书最上方首位署名的「差出 1」代表地位最高，越往文书内侧、靠后的署名，对应人物地位越低。（注释11）

谷口还指出：编号5、8这类文书中，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池田恒兴三人的固定位次已经成型；而编号1、4里，柴田胜家、秀吉、长秀三人都曾作为首位发文者署名，说明此三人早期并无明确高下之分。除此之外，池田恒兴从未在首位发文位置署名，所有文书里他的署名都排在第 3 位及以后，据此谷口判断，池田恒兴在四位宿老中位次稍低。

柴田胜家

织丰时代虽存在少数严格按地位从高到低署名的文书，但战国时期通行惯例为：起草文书的人在文书顶端（日下）先署名花押，之后根据地位从低到高依次落款，和现代请示审批公文的流程逻辑一致。（注释12）接下来我们以这套公文视角，重新解读宿老联名文书：

织田家家臣之首柴田胜家，仅在编号 4这份由他本人起草的文书中位居首位；其余如编号 1、3，他的署名全部在文书最后一位。

在编号 1、3中，池田恒兴署名在倒数第二位，由此推测恒兴地位仅次于柴田胜家。这一点也能通过编号 4佐证：当柴田胜家成为文书起草人、署名居首时，恒兴便落到末尾落款。

从编号 4还能看出，羽柴秀吉的位次高于丹羽长秀。

综合梳理后可得出高概率结论：四位宿老原本的地位排序由高至低为柴田胜家→池田恒兴→羽柴秀吉→丹羽长秀。待到柴田胜家脱离宿老集团后，从编号 5、8的文书能看出，池田恒兴成为剩余三位宿老中落款在最后的第一人，也就是名义上的宿老之首。

上述推论可以无矛盾地解释全部文书署名规律，因此本文认为宿老联名文书完全遵循战国公文请示审批的行文格式。池田恒兴能在宿老之中身居高位，根源正是他在山崎合战里打赢了为织田信长复仇的决战。

丹羽长秀

但需要留意一个矛盾点：即便拥有如此高的名义位次，现存所有文书里，完全找不到池田恒兴作为起草人在文书顶端署名的案例。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只是相关史料大量散佚，才造成了这种观测结果。但更合理的推断是，池田恒兴本人并未深度、主动参与宿老合议体制的日常运营。换言之，他在宿老集团的高位，仅仅是荣誉性头衔，并无实际主导权。

柴田胜家、羽柴秀吉、丹羽长秀三人则不同，他们都曾作为文书起草人在首位署名，可见三人作为宿老，各自分担着核心行政事务。（注释13）但柴田胜家失势退出宿老之后，编号 5、8等后期文书里，仅有羽柴秀吉一人会作为起草人在文书顶端署名。这一现象意味着秀吉逐步掌握了宿老合议体制的主导权。

谷口央仅依据后期文书署名，判定秀吉、长秀、恒兴形成固定位次；但从宿老名义地位的角度考量，我们应当认为池田恒兴依旧保有宿老之首的名义位次。既然恒兴始终维持着这份高于秀吉的名义地位，那么对于秀吉后续建立丰臣政权而言，池田恒兴的存在自始至终都是一大阻碍。

2.入道的意图

池田恒兴通称胜三郎，下川雅弘将其读作「カツサブロウ」。（注释14）但也有史料将恒兴记作「せうさ」，（注释15）由此可推知其原本应读作「ショウザブロウ」。另有史料记载恒兴拥有 “纪伊守” 这一受领官名，下川雅弘也采信此说；但谷口克广指出，这是后人混淆史实产生的谬误 ——“纪伊守” 本是恒兴长子池田元助的官称，（注释16）两位学者观点存在分歧。

池田元助

谷口克广认为恒兴出家后的法号为胜入「（しようにゆう）斋」，下川雅弘亦沿用这一说法；但这一称谓仅为 “胜三郎入道” 的简略写法，并非正式道号。事实上，史料中亦有将其记作「池田庄（胜）三入道」的记载。据此可明确：池田恒兴从未获称纪伊守便出家入道。谷口克广将恒兴出家的最早记载锁定在天正十一年（1583 年）五月，但实际上，相关记载可追溯至更早的一手史料。

【史料3】（注释18）

日前有幸收到您的回信，十分感激。我定于本月八日前往当地拜见您，恳请您提前为我方安排住宿。此次随行人员总计上千人一同前来，还请您划出城镇区域供我们驻扎。其余详细事宜，交由送信使者当面禀报。惶恐谨言。

胜入（池田胜三郎入道）

（天正十一年）闰正月二日恒兴判

越中守大人

御宿所

这份文书由伊势神宫御师的上部家世代相传，依据文中闰月记载，可将其年份确定为天正十一年。彼时羽柴秀吉正拥立织田信雄，为牵制不肯臣服于自己的泷川一益，计划让池田恒兴前往伊势。

从【史料3】能够得知，池田恒兴出家入道之后，文书署名依旧写作「恒兴」。同理，天正十二年三月、也就是他战死前不久发布的禁制文书里，署名同样是「恒兴」。由此可见，在出家入道的整段时期内，他始终使用这一名字。（注释19）其出家道号或许应当采用音读，读作 “コウコウ” 才是正确的。。

查阅【表1】可以发现，天正十年全年均无池田恒兴出家的相关记录，由此可判定他是在天正十一年年初剃发入道。天正十二年，池田恒兴于长久手之战阵亡，可见即便出家，他也未曾退居二线、远离战事。同时，他也没有改用全新的法名，依旧持续使用本名恒兴。池田恒兴既无隐居避世的举动，日常生活也未发生重大改变，由此可推断，他选择出家，意在向外传递某种立场与态度。探究其出家的真实目的时，有一处关键线索值得留意：就在他出家的同一时期，宿老联名签署的文书便不再出现。

导致池田恒兴丧命的小牧·长久手合战

据此推测，池田恒兴之所以选择入道，是为了表明自己决意卸下 “首席宿老” 这一俗世权位。事实也确实如此：天正十年十二月，池田恒兴曾批量发布大量禁制文书，自那以后，便再也看不到由羽柴秀吉与丹羽长秀共同署名的文书。（注释20）恒兴与长秀主动退让、不再参与联名，借此契机，羽柴秀吉在天正十一年年初成为独一无二的首席宿老。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此后秀吉、长秀、恒兴三人组成的宿老体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注释21）但结合三人此后的一系列举动来看，这一旧有观点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天正十一年年初，也正是羽柴秀吉与柴田胜家全面开战已成定局的关键节点。秀吉意图讨伐原本位居首席宿老的柴田胜家，站在池田恒兴的角度，他必然能预判到：除掉胜家之后，下一个被针对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

因此池田恒兴选择出家入道，以此表明自己愿意避让、臣服秀吉的立场。清须会议于天正十年六月落幕，会后池田恒兴获封大阪这一战略要地，（注释22）这份领地封赏，一般认为是山崎合战取胜后的嘉奖。然而次年四月柴田胜家兵败被杀，借着战后论功行赏、重新调整领地分封的契机，时隔尚不足一年，池田恒兴便将大阪之地交还羽柴秀吉，自身转封至美浓国。（注释23）这一举动，也可以说和他剃发入道的行为步调一致、相互呼应。

贱岳合战前期柴田胜家军进攻态势

结语

倘若羽柴秀吉并未在山崎合战迟到，而是以大将规格驻守后方阵地，那么在这场讨伐明智光秀、为织田信长复仇的战事取胜后，秀吉或许能一跃成为宿老之中地位凌驾于柴田胜家之上的人物。但史实并非如此，宿老之中地位快速崛起、足以与柴田胜家分庭抗礼的人，其实是池田恒兴。从当时对池田恒兴的待遇不难推断，世人公认池田恒兴才是打赢信长复仇之战的核心大将。当然，此后秀吉也参与了胜龙寺城围攻等战事，论功绩在宿老之中仅次于池田恒兴，柴田胜家反倒落在二人之后。

推举池田恒兴进入宿老之列的人，正是羽柴秀吉。池田恒兴原本的资历，本不足以跻身宿老，秀吉执意举荐他，明显是为拉拢多数重臣、构筑自身政治阵营。既然池田恒兴拥有复仇大战首功，柴田胜家也只能接受这一人事安排。换句话说，秀吉反倒巧妙利用了自己山崎合战迟到的污点，将其转化为政治筹码。

当然，提拔池田恒兴为宿老，绝非秀吉一人独断专行。将池田恒兴列为宿老第二位，能够缓和排位第一的柴田胜家与位居次席的秀吉之间的矛盾，避免二人直接爆发权力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提拔池田恒兴担任宿老，也是织田家全体重臣权衡后的折中方案。

羽柴秀吉

事实上，池田恒兴并未深度参与政权日常运营，仅保留荣誉性高位。待到秀吉与柴田胜家的对立走向无可避免，池田恒兴的缓冲作用不复存在，他也预见到柴田胜家败亡后，自己会成为秀吉下一个针对目标，因此选择剃发入道，主动让出宿老之位。如此一来，秀吉彻底坐稳了织田信长复仇之战最大功臣的地位。更何况天正十二年（1584 年）池田恒兴战死后，再也无人能阻碍秀吉大肆宣扬自身功绩，“中国大返还” 奇功的叙事就此彻底深入人心。

关于丰臣政权建立的过程，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注释24）但天正十一年年初池田恒兴、丹羽长秀双双退出宿老集团，这一时间节点同样应被视作重要分水岭 —— 自此秀吉无论名义还是实权，都成为织田家首席宿老。简单划分阶段：自清须会议至天正十年年末，是秀吉逐步独揽宿老实权的过渡阶段；天正十一年年初，则是这一权力格局彻底成型的节点。

文末顺带梳理一下 “秀吉将宝积寺设为本阵” 这一说法的由来。就笔者查阅到的史料，近代以前能看出秀吉驻军宝积寺的文献，仅有福冈藩黑田家的家谱。家谱记载：明智光秀打算占据山上的「宝寺」，秀吉抢先一步占领该地。（注释25）单看这段文字，确实可以解读为秀吉驻军于别称「山崎宝寺」的宝积寺。（注释26）但另有史料将清须会议后秀吉在天王山修筑的山崎城称作「山崎财（宝）寺城」，（注释27）可见后人有时会把宝积寺后方的天王山整片区域统称为「宝寺」。也就是说，黑田家家谱里提到的「宝寺」并非宝积寺，而是指代整座天王山，文字仅仅是转述民间流传的秀吉与光秀争夺天王山的俗说。

天王山宝积寺近照

由此可见，“宝积寺是秀吉本阵” 这一说法另有源头。正如【表2】所示，追溯这一观点的脉络，可一路查到本地首部系统地方志《雍州府志》中对妙喜庵的记载。书中原始记载仅提及秀吉时常到访妙喜庵。步入近代后，这段记载被附会成秀吉驻扎宝积寺时期的事迹。由于当时人们常将宝积寺与天王山混为一谈，此处文字所说的「宝积寺」，实际指代清须会议后修建的山崎城，官修史籍《平安通志》《京都府志》将其记载为秀吉平日的居所，也能佐证这一点。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大量通俗读物开始直接将宝积寺记作秀吉的作战大本营，久而久之，相关记载彻底被篡改为山崎合战开战期间的本阵，“秀吉以宝积寺为本阵” 的说法就此广为流传、成为定论。

【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