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截获“克什米尔公主号”情报后，邓大姐提醒总理严密警惕|克什米尔公主号|广州|邓大姐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对于这对夫妻，中国人有着专用的称呼，那就是“总理”和“邓大姐”。

后来，邓大姐回忆起他们夫妻从相识，到相知、相爱时，是这么说的：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一九一九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
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
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的意思，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展起来。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

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订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你加入了党，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
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
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勇往直前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我们经过三年时间，又选择确定了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一九二五年的八月结婚了。
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习，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很简单地，没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了一起。
革命之花开放时，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邓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说：上面的文字，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邓大姐观花后三次口述，我们记录下来的。

赵炜说，当时本想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但是邓大姐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

由于总理和邓大姐的特殊身份，之前，对他们两个夫妻感情方面的事情，大家除了知道他们是从一而终的模范外，其他所知甚少。直到199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一书，大家才有机会直接感受他们夫妻二人之间的交流。

他们两人是在1925年的8月8日结合的，值此之际、如去特摘选几封他们之间的书信，以志纪念。

在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书信往来成了他们之间的主要交流方式。下图是总理在1942年7月3日写给邓大姐的信。信中，他亲切地称呼妻子为“超”，并以“翔”自称（总理字“翔宇”），在信末、又有“望你珍摄，吻你万千”的字句，浓情蜜意，溢于言表。

下面是1944年11月21日，大姐给总理的信。

来：
昨晚我去看“前线”的演出，布景及演技一般的都高过“西二”，自然按他们的主客观条件亦应高过“西二”。最弱最差者还是末朗——太机械拘束，而且内心表情很差。昨晚演毕后，还做了舞台摄影，他们准备寄给你。我希望你还是快回来看看演出——将是更好的演出。
当我看到第四场，战壕中几个士兵闲谈时，其中之一朗读他妻给他的信：“亲爱的，心爱的，亲你的嘴……你怎么没有一点消息来呢……”这些句子激动着我的心情，引起了共鸣呢！
刚才看到国府内部调动电令，我是这样的十数字的简评：孤家寡人，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敷衍拖的方针办法，以不变应万变。又一次证明其死顽固性也。局势如此，你作何打算？还是乘机回延罢！何必在彼受冷漠，被将军呢！我愿望着很快的见到你，欢迎你！
今晚来了一位人儿留宿伴我，你猜猜是谁？为你的快回祝福！
你的颖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

在这封信中，夫妻之间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尤其在最后一句还透露着些许的调皮和逗趣。

解放后，1954年11月，总理在二人的结发之地广州休养时，给邓大姐写了下面的信。

超：
……你的休养情况如何？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明天拟再过万福路，看看南华银行大楼在否？据蔡大姐说，她经过文明路，已看出区委的旧址，我却没有看出。文德路又是什么机关在过？三月二十事变，我们是否住在那条街的巷子里？这次只许走马观花，不许下车探路，时间比上次多，实际恐看得更少。但是如此休养，也别有趣味，我是不择地的。
希望你来信，将休养情况告我。此地冬季似较当年为暖，现在室外日光下的温度在三十度左右，水中在二十五度上下。你如觉得易地休养较好，月中来此住到十二月中再回，也是一个办法。你如同意，我是欢迎你来的，并可更好准备精神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如认为移动徒增担负，难得休息，此议即可作罢。
专书问好。
周恩来
十一月九日

邓大姐很快回信了。

恩来——我亲爱的老伴：
这次既未能与你同行一游旧地，倘又无只字复你两次来书，岂非倍增歉憾？！病后试笔，特书短笺寄意。
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三十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这次你总算得到比较过去稍休闲的机会，可惜我因病不能偕行与你共游旧地，但我仍为你喜且羡，每在静默中心向往之，当和你有不少共鸣的回忆。希望以后有机缘能和你再去共游也。
我无论对什么环境、什么工作，以及对疾病的斗争，一贯都能安心，不致发生什么情绪问题。这次亦复如此。近几日来，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进步，待你归来相见时，必能使你高兴的。先此告慰。
不能多写，就此打住。
祝你健好！
邓颖超
1954．11．16

一九五五年四月，美蒋特务为了谋害以总理为首的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人员，计划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中放置定时炸弹。这一情报被我相关部门截获。得知消息后，邓大姐写信给总理。

最亲爱的人：
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致引起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
北京的春意已日在增浓了，丁香已开放，海棠正含苞，庭院已改观了。
祝福你健康平安！
你的知己兼好妻
一九五五．四．十

总理很快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