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利班禁官员持智能手机，打压已扩至女性、医护和师生
- 文章将手机比作“现代印刷机”，称其难被塔利班彻底封锁
- 阿富汗女性借手机获取教育、医疗和生计，也记录抗议
- 手机视频把地下抵抗变成公开证词，削弱国家审查垄断
- 作者称摧毁手机易，压制学习、联通世界与保存真相更难
《卫报》和“赞时报”最近的一篇联合报道揭示了塔利班的新法令：禁止政府官员持有智能手机。报道称，这项法令正以一种随意和临时的方式推行，打击范围已扩展到阿富汗的女性、医务人员、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塔利班声称，手机会分散注意力，影响工作。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视手机为对其统治的生存威胁。通过公开销毁手机，塔利班试图制造恐惧，迫使人们减少甚至停止使用手机。
即便塔利班切断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生活在边境地区的阿富汗人仍能接入境外网络。大众传播这只“精灵”已从塔利班的压制中逃脱，难以再被完全封锁。
阿富汗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类似于那些未经历西方数百年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国家。阿富汗正在见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正是打压手机使用的核心。
在缅甸，类似的传统与现代冲突曾促使极端民族主义僧侣反对外来影响，最终导致以军方“国防军”为核心的强势统治得以维持。
威廉·达尔林普尔在《九命》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印度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如何塑造新的身份认同。书中提到，这种冲突如何激发印度人民党内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而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则强调印度教传统。
如今，阿富汗正在上演传统与现代的斗争。塔利班对现代性的恐惧，表现为一种由塔利班男性强加的中世纪式统治，而他们对女性的压迫也使阿富汗显得格外特殊。
最初听闻阿富汗打压手机的消息时，我联想到16世纪英格兰对新闻和信息的打压，以及阿富汗女性能从那段历史中汲取哪些经验，以抵抗塔利班政权。
这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但塔利班在2026年的做法，与16世纪英格兰的情况并无本质不同。当时，人们利用印刷机这一新技术，生产并传播不受国家控制的新闻。
卡克斯顿印刷机就是那个时代的“手机”。它彻底改变了英格兰人的传播方式。普通民众可以制作小册子和新闻单页，传播与国家权威相左的思想。
都铎王朝的君主也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因为小册子作者和印刷商拒绝屈服于国家的暴力打压。
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已开始实施某些形式的审查，而这种做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达到顶点。她加强了国家监控和审查，对被抓获者施以残酷惩罚。
在今天的阿富汗，异议被定罪，言论自由遭压制；而在16世纪的英格兰，类似情况同样普遍。作家和小册子作者批评王室和教会的宗教权威，可能被控煽动叛乱和诽谤。撰写并印刷批评国家和教会新闻的人承担着巨大风险。一旦被捕，他们甚至可能被控叛国。
许多人遭到严厉惩罚，包括公开鞭打、枷示众，以及高额罚款，最终陷入赤贫。有些人则被处死。
星室法院于1487年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设立，到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成为控制出版业的工具。1586年更新的《星室法院法令》将印刷活动置于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要求任何在英格兰出版或进口的书籍都必须获得王室许可。
阿富汗限制手机使用的新法令，在功能和目的上与此相似。
星室法院最终于1641年被废除，因为公众对其滥权感到愤怒，要求更大的新闻自由。对阿富汗女性而言，其中一个启示是：星室法院的垮台带来了英格兰小册子和政治思想生产的大幅扩张。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写下《论出版自由》，为言论自由和自由本身作出有力辩护。
阿富汗女性的目标，是以类似——即便不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移动通信，就像当年的印刷机让小册子作者得以表达并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一样。换言之，她们可以把手机作为一种变革性工具，用来创造新的传统，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改变。
还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传统都是人创造的，并非不可更改。
索迈娅·拉米什的观点
今天的世界与16世纪印刷术兴起之初的英格兰之间，差别不仅在于工具已数字化。印刷机让思想传播，但手机还能在现实发生时将其记录下来。今天，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内容生产者、事件见证者，以及社会集体记忆的守护者。
这一变化冲击了高度集中的政府赖以维持权力的信息垄断。压制性政府不再只是试图摧毁或禁止技术，也利用数字工具进行监控、审查和宣传。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当前的权力结构已无法彻底阻断信息流动。对数据的全面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阿富汗就是这一现实的鲜明例证：展示塔利班成员砸毁手机的视频，本身也是由其他手机拍摄并上传网络的。这些画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暴露出数字时代传统审查的局限。
试图抹去声音、压缩交流空间的做法，可以借助汉娜·阿伦特关于高度集中的统治模式的分析来理解。阿伦特认为，这类政权不仅试图消除政治反对力量，也试图削弱独立思考和自由判断的可能性。当人们失去发声、分享经验和交流的能力时，公共领域本身就开始消失，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政治与自由的基础。
在阿富汗，执政当局禁止女性出现在街头、大学和工作场所时，手机摄像头就成了重建一个支离破碎却仍有活力的公共空间的最后堡垒。在这种严酷的政治压迫下，手机对阿富汗女性而言不只是通信设备，而是她们日常抵抗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种抵抗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普通行动中，而非宏大的政治口号。
当女性被禁止进入学校、大学、工作场所，并被排除在大量公共生活之外时，智能手机成为她们获取在线教育、开展居家生意、进行数字营销以及获得医疗和心理咨询的重要入口。它为女性保留了一个有限却不可或缺的空间，使她们能够维护经济独立和社会身份。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还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参与社会的方式。
除了这些实际功能，手机还是女性政治行动的一种替代媒介。由于公开示威风险极高，许多反对塔利班统治的抵抗已转入隐蔽和地下空间。许多女性抗议者的亲身经历，通过手机屏幕被重新定义。她们在私人地点集会，高喊反对排斥性政策的口号，焚烧法令或领导人画像以示反抗，并用手机记录下这些时刻。
这些视频分享到社交媒体，并进一步由国际新闻机构传播时，实际上削弱了国家审查的传统机制。手机镜头穿透了安全屋和秘密聚会地点的厚重墙壁，把地下抵抗行动转化为面向全球受众的公开证词。在这个数字空间里，每一段简短的抗议视频都在挑战政权对公共叙事的垄断。
这种日复一日的斗争，也在帮助人们自下而上地记录历史。正如早期几个世纪的印刷商和小册子作者记录他们时代的现实一样，阿富汗女性正通过照片、个人叙述和日常观察保存历史。她们的声音正在构建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掌权者本想将这种记忆抹去。数字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历史不再只由胜利者书写。今天，记录和保存历史的工具，也掌握在社会中最孤立、最边缘化的人手中。
从这个角度看，阿富汗围绕手机展开的斗争，并不只是关于一种技术。正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商和小册子作者一样，这场英勇的斗争同样关乎知情权、获取信息的权利、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利，以及保护公共领域多样性的努力。
砸毁一部手机或许很容易，但要摧毁人们学习、与世界保持联系并保存真相的愿望，则困难得多。这是数字时代任何高度集中的治理体系都无法轻易克服的挑战。
作者：戴维·贝里 索迈娅·拉米什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Taliban’s crackdown on phones and the Star Chamber: Two views on 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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