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旧案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审计，许多老干部的问题出现曙光，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却喜忧参半，比起自身来，他更重视另一个给组织写申诉信的人。
张秀山1954年受到高书记影响，头顶已经戴了30多年“帽子”，如今有希望恢复名誉，按道理来说应该无比兴奋和重视。可他在职务调动前专门找到中组部的同志说了一番话，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桩往事：
“中组部应郭洪涛的要求，将59年《关于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和中央各部委，进行再次平反。这件事是不对的，很多西北的老干部，包括我在内都有意见，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错误就是错误，还拿出来就又犯了错误。”
这番话透露出几层意思，一是郭洪涛曾经犯过错误；二是郭洪涛曾经向组织申请过小范围的平反，得到批准；
三是张秀山当年无能为力，眼下处境稍一好转就立即反对郭平反之事，可见心中愤怒；四是很多西北的老干部都认为关于郭洪涛的定性问题不宜更改。
其实郭洪涛也是陕西人，到底是什么事，让他跟一群陕西老乡关系如此恶劣？
郭洪涛的历史地位还是挺高的，如今官方资料中都介绍道：“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尤其土地革命时期，他在陕北红军中属于排名前列的领导干部，就说两个职务：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成立时，郭洪涛出任政委，搭档总指挥是谢子长；
1935年2月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郭洪涛出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刘志丹此时是委员。
很多人后来都评价过，陕北红军也有谢子长、刘志丹两个元帅级人物，可惜他们都去世得太早了。而郭洪涛能与谢、刘两位职务相近，已经是一种地位体现。
但是，要剖析陕北红军的问题，就绕不开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的矛盾，因为斗争方式和团结对象的差异，双方甚至闹出过缴械事件。
大家都有同样的革命理想，只是针对现实情况，两边在发展路线上有些不同。可正因为这个分歧，陕北苏区的郭洪涛遇到问题就推给了陕甘边。
1934年初，北方局发来一封电报，指责陕北的红军在搞“富农路线”，实质与“土匪”相差无几。实事求是地说，陕北红军确实有吸纳过土匪出身的人，但这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
本来西北地区就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想要生存下去，必须要结交各方面的人员。而且西北确实帮派刀客较多，如果不拉拢这些人，让他们站在了对立面，会给组织的发展造成极大麻烦。
北方局没有实地了解过情况，只是根据以往经验，武断否认了陕北红军的成绩，这种做法并不正确。而出身陕北的郭洪涛没有进行辩解、反倒给北方局回信，抨击了陕甘边及红26军的一些“错误”。
几个月后，陕甘边和陕北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两大根据地又出现一些争执，高岗的红24师政委职务被撤销，改由谢子长担任。
并且郭洪涛再次给北方局写信，将红26军（陕甘边）和红27军（陕北）对立起来，并着重批评刘志丹，说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
信的最后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在西北比较孤立，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也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
这封信可以说是把矛盾上升了一个级别，引起临时中央的重视。张秀山对此非常气愤，多年后一再提及：郭以个人名义给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写报告，说26军哥陕甘特委是右倾。
没过多久，北方局派出朱理治，临时中央派出聂洪钧前往陕北，协助“孤立”的郭洪涛对抗“错误”的刘志丹。
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特别下达指示：必须无情地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
朱理治、聂洪钧带着偏见出发，抵达后去找人了解情况，这个做法是没问题的，可他们找的是郭洪涛。本来郭洪涛就是上报之人，此刻自然不可能反驳自己，所以两位特派员的偏见进一步加深。
不过此时特派员也没动手，他们也知道，目前陕北这块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刘志丹红26军，要抓人很可能引起反弹，所以就先集中力量扩红、推进土改等，只是得到的结果不太理想。
这个结果让朱理治、聂洪钧很不满，但他们并没有结合实际去看陕北的情况，反倒主观地认为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和敌特，而刘志丹就是坏分子的“靠山”。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时机，1934年9月16日时机到了，因为红25军来了。红25军内部也有个爱“肃反”的戴季英，双方一拍即合，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大批红26军领导人和陕甘边干部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
出现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郭洪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他的一大错误。
内部有强烈斗争，外部也未曾平静，国民党正在对陕北展开第三次“围剿”，尽管红军取得了劳山大捷，但敌兵力仍在十倍左右，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幸好，中央及时赶到，改善了这种艰难的处境。
据一位同被关押的老红军后来回忆：“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我们了”。可惜，这也仅限于没有性命危险，原红26军的干部仍没得到信任，档案里仍存在着不好的定性。
刘志丹这样的能人，就只给他带一些游击队，高岗也被外派去领导一支只有十余人的骑兵团。高岗在《我的反省》里就直接讲道：“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
东征前夕刘志丹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从后世来看，刘志丹其实已存以死明志之意，而不久后的三交镇，他面对数倍的敌军亲上前线指挥作战，最终不幸牺牲，年仅34岁。
他的死，让那些被打击的红26军干部怨言更大，纷纷要求处理那些“肃反”干部。
由于中央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且对陕北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就只是处分戴季英、聂洪钧等直接责任人，暂未进一步追究朱理治、郭洪涛。所以郭洪涛在1938年还是前往山东，出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
后来八路军115师、第一纵队陆续进入山东，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出任分局书记，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朱瑞等人都是分局委员。
从这里就能看出，当时郭洪涛地位非常高，官方评价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也没说错
1939年9月，郭洪涛作为山东分局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结果七大延期，郭洪涛就留在延安工作。这时中央已经了解到当初陕北肃反事件的详细情况，遂对郭洪涛进行批评。
1942年冬，西北局召开会议，主要就是重新审查当初的陕北肃反事件。这一年高岗已进入核心层，会议整体对郭洪涛的批评就非常激烈。
贺晋年在会上指名道姓：“刘志丹同志出来后，为什么只给他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78师、81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
迫于形势，郭洪涛做出检讨，表明自己“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会议结束也给当年的事件做出了定论。
背负这样的定论，郭洪涛自然没办法留在部队，后来就转到交通铁路线，解放战争和建国之初历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吉林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郭洪涛其实心里一直是不服的，但有高岗在，他知道自己没办法。不过1954年后，情况出现变化，高岗、张秀山等原陕甘边的干部有一大批被处理，郭洪涛心思又活络了。
他给中央写信申诉，说自己当年只是积极拥护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错误观点，属于认识上的错误，不应该担负主要责任。
这一年组织并没有答复，郭洪涛随后又在56年、59年呈递书面材料，中央就对他的问题予以一定支持，将1942年的结论进行了改动。
因为这次的通知范围比较小，不是郭洪涛所期望的，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又进行申诉，希望审查意见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看。这次张秀山和另一位陕甘边老干部刘景范（刘志丹胞弟）就强烈反对，事情暂且搁置。
1981年，郭洪涛在党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又引发一番唇枪舌战。为此中央在1982年特别召开西北党史讨论会，由李维汉、王首道等人主持，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贺晋年、郭洪涛等人坐在一起对一对往事。
郭洪涛发言时一再表明自己不是主要责任人，听得几位陕甘边老干部火了，直接说：你要是不承认向北方局写过诬告信，那就只有公布历史档案。郭洪涛哑口无言。
不过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要处罚也不太现实，所以会上最后定了一个两边都接受的基调：“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过去近50年的问题彻底解决，不再拿出来讨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