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近一年！韩杰案全网热议：三级查房全员“漏诊”，为何只有首诊医生入刑？|儿科|医生|急诊|漏诊|韩杰

一条生命消逝，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终结。

来源 | 医脉通

作者 | 阿泰

近日，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一案二审宣判的消息，在医疗圈迅速引发热议——维持一审判决，以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此时，韩杰已被羁押近一年。

判决一出，医疗圈舆论汹涌。

“我认可诊疗疏漏，但绝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被羁押一整年后，韩杰首次公开发声，戳中了全国数百万一线医护心底最深的寒意。

一场凌晨急诊，如何变成刑事判决

2024年2月17日凌晨3时许，一名2岁半患儿因呕吐带血丝，被家长带到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儿科医生韩杰接诊。据韩杰自述，家属起初自行判断为急性肠胃炎，不认可拍片检查。后经沟通，拍片提示肠梗阻，患儿被收住院保守治疗。因就诊时段为凌晨，医院B超检查科室无值班人员，且孩子当时没有腹痛、严重腹胀等表现，故未安排B超检查。

关键过失发生在首诊环节——韩杰没有对患儿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病历中没有任何腹股沟区的描述。正是这个被省略的“常规操作”，成了整个案件的致命转折。

上午8时许，韩杰完成交班、查房后打卡下班。上级医师罗某查房后，指示延续原有补液方案。

下午1时许，患儿突然腹痛加剧。家属求助后，值班护士在整个病区找不到医生，最后在另一栋楼才找到一名医生。该医生阅片后建议立即转院。家属自行驾车赶往江西省儿童医院。下午4时20分抵达时，患儿已无呼吸。下午5时51分，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后经推断（未做尸检），死亡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感染性休克、肠梗阻、嵌顿性腹股沟疝、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后鉴定确认：死因为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导致机械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鉴定专家特别指出：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导致机械性肠梗阻手术并不困难，及时手术很少引起死亡。

民事赔了，行政罚了，医生被刑拘

2024年5月，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25年3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85%过错责任，赔偿家属146万余元。卫健委对韩杰及上级医师作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按照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流程，事情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但家属拿着鉴定意见报警。2025年6月10日，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侦查。次日，韩杰被刑事拘留。6月17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6年7月，一审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韩杰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三类责任相互独立，不能抵消。即便医院足额赔偿、医生接受行业处罚，家属依然有权启动刑事程序。

据韩杰自述，法院认定其构成医疗事故罪，依据有三：

第一，未落实首诊负责制——交班仅转移后续观察义务，无法抵消在岗阶段形成的不可逆诊疗过错。漏诊行为发生在韩杰当班期间，延误救治的因果链条自漏诊那一刻已经形成。

第二，严重违反诊疗规范——“该查体未查体、该会诊未会诊”。婴幼儿不明原因呕吐腹胀，腹股沟查体与外科急会诊是儿科急腹症的基础动作，没做就是违反诊疗规范。

第三，漏诊——诊疗过失与患儿死亡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韩杰医生的五点质疑

韩杰在公开发声中提出多项异议：

一是交班后的责任归属——已完成规范交班、正常下班离岗，且未收到任何病情恶化通知。

二是上级医师查房——上级医师一同查看过患儿，未提出修改治疗方案。

三是漏诊时间认定——患儿未进行尸检，嵌顿疝发作时间无法确定。

四是转运责任——家属自行驾车近两小时转院。

五是责任分配——患儿此前曾在其他医院就诊。

韩杰认可存在“处置疏漏”，但始终无法认同自身行为“达到触犯刑法、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严重程度”。

亟待明确的定义：是否为“严重不负责任”？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严重不负责任”？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发文指出：医疗事故罪认定有严格法定门槛，必须同时满足严重不负责任、违规诊疗、造成患者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四大要件。轻微经验不足、漏诊偏差、常规技术瑕疵，属于普通医疗过失，只承担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不构成刑事犯罪。

周兆成提醒，司法裁判应当结合接诊场景、基层医疗条件、过错程度综合评判，杜绝唯结果论追责。不能仅凭死亡结果，就直接推定医生构成犯罪。

法院认为，韩杰身为儿科医师，面对的是2岁幼儿的急腹症——嵌顿疝是儿科急症中最凶险的疾病之一，一旦嵌顿超过6小时肠坏死风险急剧上升。体格检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须动作”。病历中没有任何腹股沟区的描述，这个细节成为本案中对韩杰最不利的证据之一。

知情网友提供的判决文书显示，韩杰医生接诊当日也就是2024年2月17日早上的查房记录中载明 “患儿目前病情仍严重，随时有可能病情加重恶化，严密监测生命体征，高度警惕肠套叠、肠坏死及感染性休克”。法院认为，在患儿凌晨3时许入院，至韩杰医生11时许下班离开，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内，其除了对患儿采取输液治疗外，未行其他任何检查排除小儿疝气等外科情况，亦未密切关注患儿病情变化，致使患儿转院时已经病情恶化，丧失了关键的救治时机。因此，法院认定，韩杰医生认为其“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辩解不能成立。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

据公开报道与韩杰医生自述，患儿于2024年2月15日，出现腹胀不适。2月16日上午，父母带患儿到当地三级公立医院就诊，血常规检查后诊断为“胃肠型感冒”，开具中成药后嘱回家观察。2月16日晚饭后，患儿开始呕吐，精神状态尚可。2月17日凌晨3时许，患儿再次呕吐且呕吐物带血丝，因为有公立三级医院背书，家长选择带其到韩杰所在的医院（二甲非公立）急诊就近治疗。

韩杰医生曾在自述中写道：“家属自述孩子已经连续呕吐两天，直接提出开具药物、输液治疗，自行判断病症为急性肠胃炎，并携带了2024年2月16日上午在抚州市市立医院完成的血常规检查报告，报告显示各项指标无明显异常。结合孩子当时的临床表现，我判断需要拍摄腹部立位片，排查肠梗阻风险。患儿父亲当时情绪较为急躁，表示自己通过网络检索相关症状，认定仅为普通肠胃炎，不认可拍片检查的必要性，随即抱着孩子离开。后续患儿奶奶单独返回诊室，表示家属商议后同意完成影像检查，拍片结果提示患儿存在肠梗阻。”

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家属实际更相信之前公立医院的诊断，也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韩杰医生不知是否受到上级医院与家属的影响，对后续的诊疗呈现出法院认定的“不够积极”的态度。

医生热议：关于首诊负责制、三级医生查房、临床容错等

此案因民事与行政后再刑事追责，这一突破常规，引发医疗界对首诊负责制、三级医生查房制度、刑责边界、临床容错空间的广泛讨论。

知名医疗大V@棒棒医生发文指出，首诊医生平片已经提示肠梗阻，没有请外科会诊，而是收住院保守治疗，这明确违反了肠梗阻的诊疗规范。肠梗阻是外科疾病，超出普通儿科范围。一旦确定有肠梗阻，第一重要的是进一步追查病因和类型，是肠套叠、肠扭转，还是嵌顿疝或其他特殊原因？同时要严密监控有没有绞窄性梗阻征象，如腹膜炎、休克等。这肯定需要外科医师的及早介入。事实证明该患儿最后确实发展到腹膜炎、感染性休克而死亡。假如首诊医师夜班就请了外科会诊，而不是收入儿科保守治疗，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而三级查房制度明确规定了上级医师的职责，要对下级医师的诊断和治疗进审核、修改、补充、完善，上级医师是诊疗方案的最高和最终决策者。但上级医师查房后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意见。

他认为，查房后，事情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并提出疑虑：上级医师的责任为何会比首诊医师小？

也有医生提出疑问：白班接班后的医生是否应当继续追查梗阻原因、重新做包括腹股沟和阴囊在内的查体、评估病情是否恶化并决定是否请外科会诊？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胸外科谭强主任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认为，2岁的患儿急腹症本身是鉴别难度极高，幼儿无法自述症状，哭闹不配合检查。肠梗阻与嵌顿疝症状高度吻合是儿科急诊公认的难点。且患儿入院后经过多轮的医护接班观察，属于团队连续诊疗行为。最终却由首诊医生单独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因果规则明显过重，不符合临床真实诊疗的逻辑。患儿经过三级诊疗查房依然漏诊，说明病情确实有迷惑性，是整个医疗组的客观能力问题，而绝非医生主观的懈怠。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血管外科张强医生撰文表示，医疗事故很少只有一个原因。一个严重后果往往来自多重防线同时失效：初诊查体遗漏、家属拒绝检查、夜间资源不足、风险交代不充分、交班信息缺失、接班后没有重新评估，或者病情恶化后未能及时响应。如果最后只处罚初诊医生，却不调查医院配置、夜间流程、接班复评和后续救治，就可能把一个系统性事件压缩成一个人的犯罪。这既不公平，也无法防止下一次悲剧。

知名医疗大V@小儿外科裴医生发文指出，韩杰医生之所以被定罪，“与他所在的工作平台有很大关系”。裴医生解释说，是人就有可能犯错，如果他所在医院有整体比较高的诊疗水平，有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团队支持，一个医生犯错很可能被团队和体系纠正。比如这个孩子收入住院后，如果按三级医生查房制度，上级医生查房后能发现问题，这个悲剧也可能能避免。那这次漏诊事件对当事医生就是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会成为他的经验。但很不幸，这次犯错最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

行业震荡：谁会是下一个韩杰？

此案在医疗行业掀起广泛讨论。

有医生直言：“拿着卖白菜的钱，担着卖白粉的风险”。如果交班离岗后患者出了事，责任还要追溯到已经离开的人身上，那谁还敢下班？

这不是为重大过失开脱，这是在追问“罪”与“非罪”的边界。

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也是一门充满遗憾的艺术。用“上帝视角”在事后回溯中审视每一个死亡病例，都可能找到“疏漏”，但医生面对的是当下，而非结局。

更深层的问题是：尽管医疗事故罪的绝对数量仍然极少，近年来刑事追责确有抬头趋势。

此前，医脉通“医眼看法”专栏曾撰文《》，其中指出：

仅2025年至2026年间，多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宁波患儿术后离世案（2026年1月立案）、南通心脏手术致死案（2025年12月鉴定后立案）、东莞胸痛误诊身亡案（2025年10月立案）等。实践中已形成“鉴定定责→行政惩戒→刑事追责→民事索赔”的递进式处理模式。医疗机构内部的行政处罚、卫生行政部门的执业惩戒以及民事赔偿，均不会阻却刑事立案。

在评论中，不少医生痛惜，韩杰医生或已错失这一争议性案件的最佳处置时机。

有医生指出，医生群体在面对重大医疗纠纷、涉刑风险时普遍存在侥幸、拖延、消极应对的通病。绝大多数临床医生日常只专注看病，不熟悉法律流程、刑事风险边界。出事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寄希望于医院出面摆平、私下协商和解，自身不主动对接专业医疗律师、梳理诊疗证据、固定病历、梳理自身诊疗合规性，也不主动对接行业学会、医务科介入维权。等到警方上门传唤、刑事拘留通知书下达，证据早已固定，病历封存、取证窗口期错过，再仓促应诉十分被动，这也是医疗纠纷里无数医生吃亏的原因。

一位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的医生告诉医脉通，医生群体长期深耕临床技术工作，思维偏向解决疾病问题，不擅长舆论沟通、法务维权、集体发声。很多本有争议空间的追责案件，因为当事人孤立无援，只能被动接受处罚结果。

一位深耕医疗纠纷案件多年的律师也对医脉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刑事案件侦查初期是证据固定、定性走向最关键的阶段。一旦公安正式立案刑拘、检察院批准逮捕，办案机关已经形成初步案件定性思路。后续想要彻底推翻刑事立案结论，等同于否定前期侦查、检察环节的办案认定，办案机关纠错的主观阻力、程序成本都会急剧拉高，想要彻底无罪翻盘难度会大幅上升。

此前，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立案调查的李建雪医生，历经8年煎熬，才等来了二审的无罪判决。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但中间历经的艰辛、压力与得失，可想而知。

站在韩杰的视角，事发初期，作为当事人的他很难预判纠纷会一路升级至刑事追责。

但韩杰医生事件的警示意义值得所有临床医生吸取教训：医疗风险没有想象中安全，纠纷处置时机至关重要，切不可心存侥幸。

1.医生必须建立风险前置意识，摒弃 “出事等着医院兜底” 的固有思维

对所有医生，尤其是高危科室（儿科、急诊、妇产等）日常诊疗就要规范书写病历、落实核心诊疗制度，做好履职留痕；出现重大不良事件第一时间主动配合封存病历，同步咨询专业医疗律师预判风险等级，区分普通医患纠纷、行政风险、刑事高危风险，分级应对，不要被动等待事态发酵。

过错该承担民事、行政责任时，医生依据事实情况酌定；但当追责突破刑法谦抑性、明显违背医学规律过度入刑时，依法上诉、举证抗辩、借助行业专业意见说理等其他外界力量合理争取。

2.医疗行业亟需构建常态化内部支撑机制，不能让出事医生独自承压

目前很多医疗机构、医师协会的事后帮扶、法律支持滞后严重。如果行业能在医疗纠纷萌芽阶段就提供医学专家论证、法律援助、合规指导，不用医生独自焦虑硬扛，自然不会让医生自己 “孤立无援”。

抛开本案最终判决是否存疑的讨论，这起案件已经给所有临床医护人员上了深刻的一课：在每一个诊疗环节中，守住那些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临床规范——该做的体格检查不能省，该请的会诊不能拖，该写的记录不能漏，该走的流程不能缺。

责编｜Atai

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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