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到解放后并不是个个都是将军，也有不少校官，有大校，也有上校。很多人参加时间相仿，但战绩不同，以及能力、文化水平不同，提拔也就不一样。
今天来介绍一位老红军王道金。
王道金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职业军人，解放后从军队转入地方，从1930年参军到1983年离休，53年的革命历程，但他的任职并不很高，或许代表相当大一批类似经历的干部。
1930年，15岁的王道金参军，如果按照参军时间来说，他与不少中将、少将，甚至一些上将的参军时间一样。那么，人家能在军队作战中不断提高成长，王道金的晋升反而不快。
1934年从军4年后，他从班长被提拔为排长，19岁的年纪放到现在来说不算大。不过，在过去革命队伍中有些人20岁就担任团长、师长等职。
9岁时王道金被送到学堂读书，但时间不长，想上洋学堂因没有钱被父母拒绝了，被送去给竹匠当学徒3个月出徒后，每月可以拿到1块大洋工钱，一干就是两三年。不知道为何后来给地主放牛去了，或许是工资高，也或许是吃的好一点，没有那么苦吧。
就在放牛时，红军的影响已经传到兴国，对于红军多少有所耳闻，知道不欺负穷人，专门为穷人打天下，地主、白军都怕他们。在1930年，他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并要求参军。
参军年龄不算大，先在游击队站岗放哨，拿着红缨枪、梭标等。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从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不少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提拔为排长。后来部队大转移，一路打不少仗，无法补充兵力，他所在的红3军团也不断缩编，去掉军一级序列，又去掉师一级，军团直接指挥下雪几个团，像张爱萍、王平等后来等上将，也才担任团职，那时候王道金提拔为连长，部队缩编改为排长，职务差距不算大。
不过，部队日后如何变动，他的职务依旧是排长。部队抵达陕北东征结束后，上级把他调任指导员，后改为连长，一直到抗战爆发。
抗战爆发后，他被编入120师担任指导员，职务没有变动，很多指战员都是降低一两级任职，但他没有。1939年，所在部队奉命回陕北，担任警8团一营副教导员，1942年担任警1旅营教导员，从高大生产再到副职警戒工作，等于说此后6年多没有在前线。
6年时间里，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部队很大，很多跟他资历差不多的已经担任团职、甚至旅职，他在后方因为没有什么作战任务，而且部队发展不快，也没有快速提拔。
解放战争时期，被调去东北，从作战部队调任卫生系统工作，担任旅卫生处政委，师供给部政委。在后方任职也制约了他的战绩和提拔，相比在作战单位打仗而言，战绩晋升都不快。
参军19年，他的职务也就到团职，比起一些抗战才参加革命的一线指挥员来说，还有些低呢。
解放后，他担任师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军政治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并在1955年授予上校。上校一般对于低职务属于团职或副师职。1958年，进度进行精简改革，一批校官面临转业，他要求到最贫困的地方，因此到贵州铜仁地区担任公署副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
他离开部队时的职务是副师职，按照省军，地师、县团来对应，他也算是平级转入地方。上任后，主管农林水和气象、还兼任民兵师师长。在铜仁一干就是13年，1971年调任遵义地区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卫生等，一直工作到1983年从地委副书记位置上离休。
他在5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军队，一部分在地方。在军队他的职务晋升不算快，或许没有到作战部队任职从1939年离开前线，虽然也担负军事任务，可对于真正一线厮杀的部队来说，他们属于后方部队，担负的任务也不是大作战，而是警戒工作、生产工作等。本来解放战争到东北可以参加大规模作战，但把他放在后方，放在后方，没有杀敌立功，职务也不容易提拔。
军人的职务是靠打出来的，并非只是靠资历按部就班升上去的，越能打的指挥员或者做政治工作突出的政工，越是被格外提拔。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在副厅位置上干35年，从地委副专员到地委副书记。从级别来说没有区别，从职责来说有一定区别，地委属于行政职务，副书记属于党务职务，分管不同，职权不一样，但级别一样。
实际上，在那时候的部队还是地方上，有文化的干部更受青睐，在职务上提拔很快，比如很多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后已经成为省部级职务，如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即便在军队很多文化高的干部，参军晚，也在解放后成为军或师一级职务，比如李耀文等。
老红军出身的干部，虽然有经验，有资历，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文化普遍不高，解放后随着现代化建设，都喜欢用有文化的干部，那文化浅，年龄大的干部就不怎么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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