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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达南德·杜梅（Sadanand Dhume）
本期编译|姜心宇
编译审核| 胡可怡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江怡范家菀
编者按
印度推行种姓配额制度，初衷是弥补历史上弱势群体遭受的歧视，相关政策原本只是用于纠偏的临时举措。但随着配额覆盖群体持续扩容，这项制度逐渐沦为政客拉拢选民的手段，且政策一旦落地，便很难再缩减废除。作者将中国作为对比参照，指出高考这类统一择优考试，为普通家庭子弟搭建了公平上升渠道，值得印度参考。反观印度，国内升学、公职分配愈发看重种姓出身，中央公职与公办高校近六成名额划为预留配额，不再对全体申请者开放统一择优竞争，基于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一现状还造成了显著的人才流失。文中探讨的矛盾并非印度独有，各国在平衡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时都会遭遇相似困境：公共资源分配该拿出多少份额用于群体补偿，又该为个人能力、公平竞争留存多少空间？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Record of Law
配额制度桎梏印度发展，反观中国，凭借择优机制驱动经济持续发展。
印度国内围绕平权措施的争论持续已久，如今，中国又成为这场争论的重要参照系。当前，印度正就是否应在公职岗位和公立高等教育中扩大种姓配额展开激烈讨论，反对配额政策的一方呼吁向中国取经。他们倾向于将印度深受配额制束缚的现行体制——一种被指走向极端的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与中国严格的择优录取体系进行对比，并认为正是后者助推了中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取得诸多令印度艳羡的成就。
2026年6月下旬，宝洁印度前首席执行官、著名作家古尔查兰·达斯（Gurcharan Das）在新德里一场公开辩论中，对这两大亚洲大国进行了对比。达斯表示：“21世纪印度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推进民主的同时坚守择优原则。”他提出，中国数十年间实现大规模减贫、培育庞大中产群体的非凡成功经验值得印度学习，在教育和干部选拔中贯彻择优准则，是支撑中国完成转型的关键因素。
对印度来说，中国的发展范例带来了两难困境。印度国内政坛的主流力量大多支持种姓配额政策。1992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公共部门岗位以及公办高校招生名额中，分配给历史弱势种姓的预留名额不能超过半数。但不少政客希望突破这一上限，借此拉拢选民。
2019年，莫迪政府绕开50%配额上限，新增10%预留名额，面向无法享受既有种姓配额保障的贫困群体。2025年，印度政府更是宣布将启动全国种姓普查，正式统计国内各类种姓人口数量。
据估算，印度15亿人口分属3000多个种姓、2.5万余个次级种姓。社会公正话语与身份政治在印度无处不在。当地流传一则戏谑说法：印度人不是在投票，而是在投种姓（Indians don’t cast their vote, they vote their caste）。因此，此次种姓普查被视为进一步提高配额比例、突破最高法院所确立50%上限的政策铺垫。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等知名政客，甚至主张将配额制度延伸至私营领域。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有约30%的印度人属于无法享受种姓配额福利的 “普通种姓”（general castes）。以传统种姓体系为标准，这些普通类别主要涵盖顶层三类群体：婆罗门（祭司与知识阶层）、刹帝利（统治者与武士）、吠舍（商贸从业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则主要是首陀罗（在官方划分中大多被归为“其他落后阶层”）以及达利特（旧称“不可接触者”）。此外，印度还有大量部落族群，他们不属于传统种姓体系，却同样被纳入配额政策覆盖范围。
正是这些人口数据，催生了扩大配额政策的政治诉求。印度独立之初，仅为表列种姓（即达利特）设置12.5%的配额；达利特被公认为种姓歧视下处境最为弱势的受害者。经年累月，配额制度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部分政治影响力较强的土地所有者种姓也被纳入其中。在印度中央政府、公共部门岗位以及公办高校（包含国内顶尖工程、医学与管理院校）的招生名额里，近六成席位不再开放自由竞争。而多个邦政府仍不满于现状，谋求进一步提高种姓配额上限。
中国的情况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1977年，中国恢复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即高考，以此作为确定高校生源的选拔方式（在文革时期，中国曾短暂推行优先招收工农子弟的招生机制）。人类学家扎卡里·豪利特（Zachary Howlett）在2022年撰文称：许多中国人将高考视为一座“没有暗箱操作，秩序透明、评判公正的岛屿”，依靠高考，出身寒门的优秀学子得以与家境优渥却资质平平的考生公平竞争。
印度如何处理平权政策，或将决定该国是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还是长期停留在陪跑者行列。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推行覆盖范围如此广泛的配额制度。对美国而言，自由派政客一边推崇身份政治，一边不断推动扩大种族优待政策的适用范围——印度的经验，理应成为一则警示。
2004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世界各地的平权行动》一书中指出，印度等国在平权政策设计上存在潜在风险。他指出，这类政策最初往往被设定为临时性的补救措施，旨在纠正历史上的不公，然而在推行之后却难以废除，几乎无法逆转。这种配额政策不仅削弱了国家竞争力，招致非优待群体不满，同时还会挫伤受优待群体自身的自尊与信心。
印度的配额政策还加剧了人才外流，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更倾向于前往那些更能施展其能力的国家。硅谷投资人迪迪·达斯（Deedy Das）近期追踪研究了2001年至2019年间在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87名印度学生的职业发展轨迹。在能够获取到职业信息的69人中，70%定居在美国，仅有25%留在印度。
如果印度足够幸运，中国的成功或许能让其现行配额制度丧失正当性，进而推动印度调整现行政策。正如苏联解体使计划经济信誉扫地、并倒逼印度启动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发展成就有望对印度的平权框架构成类似冲击。而如果印度时运不济，国内政治博弈则仍将继续凌驾于理性与常识之上。
作者简介：萨达南德·杜梅（Sadanand Dhume），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拥有德里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在《华尔街日报》开设双周专栏《东方自有东方道》，聚焦印度与南亚议题。
本文编译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6年7月15日文章，原标题为India’s Affirmative-Action Lesson for America。原文链接：https://www.wsj.com/opinion/indias-affirmative-action-lesson-for-america-26f2dbaf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江怡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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