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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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兵
当代码描摹出人的神态，当算法赋予交互的温度，“数字虚拟人”正从概念走向现实，并悄然走进大众生活、融入千行百业。数字虚拟人，是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真人驱动或者计算驱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者性格等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从虚拟主播、虚拟客服到政务导览、医疗陪伴，数字虚拟人正在从娱乐场景走向政务、民生等各类场景。如何在鼓励创新与规范治理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技术向善、应用创新、治理有效，是促进数字虚拟人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数字虚拟人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空间
数字虚拟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化、生活化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为三大特性：一是强交互性。虚拟人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能够通过逼真视觉呈现、智能语音对话与情感计算，感知用户需求并动态调整回应，实现沉浸式人机交互。二是高可控性。7×24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使其具备培训成本低、可规模化复制，能高效替代重复性、标准化工作的技术特性。三是多场景性。能够连接虚拟与现实世界，既能在数字空间活动，也能与物理场景进行融合，具备强大的行业适配能力。
依托这些特性，数字虚拟人已从早期二次元人物模拟的单一娱乐行业向全行业渗透。在娱乐领域，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成为流量新宠，降低了人力成本；在服务领域，智能导引、金融客服、媒体播报能够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在医疗领域，交互型虚拟人能够为青少年、老年人等提供情感支撑，未来有望成为银发经济、精神抚慰的发展着力点；在教育、文旅、政务等领域，虚拟人应用也日趋成熟。未来，数字虚拟人还将向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不断延伸，在生产、管理、服务全链条释放其独特价值。
数字虚拟人产业快速增长并非偶然，背后是技术突破、需求牵引、政策支持三重力量聚合的结果：首先，大模型迭代让虚拟人具备跨语言理解、多任务处理能力，动作捕捉、情感计算等技术成熟，推动制作成本与周期显著下降，实现从“重资产投入”到“轻量化生成”的转变。其次，市场需求是核心牵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消费者对沉浸式交互及虚拟陪伴的偏好持续提升等，共同激活了本产业增长动力。此外，从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到工信部《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支持数字人技术研发，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出台相关政策，做好精准产业引导，加速了行业落地。从顶层设计到地方专项政策，均明确了支持技术研发与场景落地，为产业发展扫清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在众多应用场景中：“虚拟人+政务服务”关乎行政流程重塑与数字公平；“虚拟人+金融”直面高合规、高安全要求，其治理经验可为高风险行业提供范本；“虚拟人+医疗健康”直接关涉人民生命健康权，是划定伦理底线的关键场域；“虚拟人+教育”同时面临教育伦理与信息安全的双重考验。未来，这些领域的探索，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数字虚拟人产业的价值高度与发展边界。
数字虚拟人技术应用中的治理挑战
数字虚拟人作为数字新物种，在驱动产业价值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治理框架难以覆盖的风险。如何在保障技术创新空间的同时，构建适配新业态的治理体系，是数字虚拟人规模化应用所必须探讨的课题。
其一，人格权益侵害风险。譬如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音、神态习惯制作虚拟人，将直接侵犯相关主体的肖像权等。又如恶意扭曲、污损他人虚拟形象进行侮辱诽谤，或利用虚拟人从事失当行为，还会侵害名誉权等。在深度合成技术普及的背景下，此类侵权因其成本低、传播快、取证难、影响广，对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
其二，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难题。虚拟人建模与运营依赖海量数据，包括生物识别、行踪、健康、财务等敏感个人信息。在采集、训练、存储、使用全流程中，存在数据过度收集、非法泄露、滥用牟利等隐患。一旦敏感信息泄露，将危害到用户人身与财产安全，也违背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
其三，内容安全与公共秩序风险。虚拟人可能沦为生成传播虚假信息、实施网络诈骗、操纵舆论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数字工具，且深度合成的虚假音视频更易引发信任危机。部分不合格的虚拟人可能会因违规提供诊疗建议、智能荐股等服务，超出能力边界与合规范围，严重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市场与社会秩序。
其四，特殊群体保护与伦理风险。对未成年人而言，情感交互型虚拟人可能引发其过度依赖或非理性消费，干扰现实社交与人格健全发展。而对老年人而言，虚拟人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新型、隐蔽的诈骗工具，加剧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受损风险。此外，算法偏见、价值观偏差等问题，可能持续性引发社会公平与公共道德方面的争议。
数字虚拟人技术发展及应用亟须规范治理
今年4月，《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的公布，意味着我国数字虚拟人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将迈入规范治理阶段，最大亮点在于打造全链条、精细化、闭环式责任体系。《办法》没有笼统设定责任，而是创新性地将产业链划分为“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传播平台”四类主体，精准分工、各尽其责，避免责任虚化与相互推诿。
在数字虚拟人的形象建立阶段，《办法》明确禁止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使用其肖像、声音等信息建模，严格规范个人信息处理，从源头筑牢人格权保护底线。在运作管理阶段，要求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共同承担内容审核、应急响应责任，严禁利用虚拟人实施违法违规行为。在传播阶段，要求压实传播平台“守门人”责任，建立动态的审核机制，及时阻断违规内容传播。同时，《办法》明确了服务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需秉承“谁实际操控、谁最终负责”的治理穿透原则，直击滥用虚拟人违规营销、推卸责任等行业乱象，形成从技术源头、内容生产到传播落地的完整闭环。
此外，《办法》与现有法治体系有效衔接，将《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的原则性规定，在虚拟人场景中进行细化落地，增强了法律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既划定了安全底线，又能有效鼓励技术研发、产学研协同与政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示范应用，为产业创新留足空间，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有序”。
构建发展与安全协同的良性治理生态
数字虚拟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炫技”向“价值创造”转型的关键期，唯有构建精准智能、多方协同、动态平衡的良性治理生态，才能实现坚守安全底线与激发创新活力的共赢。
其一，推行分类分级的精准监管。依据应用场景、交互深度、影响范围建立风险分级目录：对医疗诊断、金融交易等高危场景实行许可制与全程审计；对娱乐、基础客服等中低风险场景侧重事中或事后监管与合规指导。同时，推动《办法》尽快落地，细化责任清单、处罚标准与实施细则，建立网信、工信、市场监管、文旅等多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实现高效能治理。
其二，强化“以技治技”的智能监管。加快完善全流程技术标准，鼓励研发部署深度伪造检测、AI生成标识、交互内容实时审核等监管科技。推动在虚拟人系统中内嵌伦理算法，设置未成年人防沉迷、敏感操作提示、虚假信息矫正等功能，将治理要求转化为技术默认规则，提升合规自动化水平。
其三，构建多元共治与行业自律格局。政府负责划定底线、纠正市场失灵；行业协会制定技术伦理准则、服务标准与争议处理机制；平台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建立身份核验、内容审核、投诉处理全流程内控体系。同时加强公众数字素养教育，提升风险识别与维权能力；高校与职业院校加快培养技术、创作、合规复合型人才，缓解产业与监管人才短缺问题。
在此基础上，产业发展应牢牢抓住场景开放与应用创新核心，推动虚拟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金融、医疗、教育、文旅等领域释放价值，并致力于拓展适老助残、应急科普、公益宣传等应用。唯有多方发力、协同共进，才能让数字虚拟人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形成可持续、高质量的产业生态。
（作者系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微信编辑| 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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