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年秋，一块石碑的信息从南京传来龙游——“龙游行会 元年三月 处恭 题”。

这块额碑，出自于杭州凤凰山万松岭的古建，后又流落至江苏南通的旧石料市场，最后被南京一位有心人从旧石堆中发现。它也像一位漂泊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土。而它带来的，是一个被时光掩埋太久太久的故事。

丞相落笔，一个时代的重量

庆元元年三月，临安城正是春光最好的时候。西湖边的垂柳抽出嫩芽，御街上的商铺鳞次栉比，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在此集散，胡商蕃客穿行其间。这是南宋的都城，是那个被后世史家称作“发生了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的时代。

彼时，当朝丞相余端礼在一众龙商簇拥下，提笔写下四个字：龙游行会。（）

“行会”是什么？今日我们说“商会”，说“商帮”，那都是后来的词了。南宋的时候，商品按类别一行一行整齐排列于市，做纸的是一行，做茶的是一行，做山货的是一行，做桐油的又是一行。“行会”便是同行商人结成的组织，类似于今天的行业协会。而“龙游行会”四个字，意味着龙游商人在临安城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旗帜，有了足以令当朝丞相亲自题词的声名和分量。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哪一个得过当朝丞相的题词？晋商没有，徽商没有，陕商没有，粤商没有。龙游商帮，是唯一的。 这块额碑，是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金字招牌。

余端礼落笔的那一刻，临安城的龙游商人们该是怎样一番心境？或许有欢呼，有奔走相告，有热泪盈眶。他们把这块匾额悬挂在行会的厅堂之上，每一次抬眼望见，都是荣耀的确认，更是责任的叮嘱。

明州的海风与龙游的脚步

讲到这里，不妨把历史的镜头拉远一些，看一看那个时代的另一座城市。

余端礼题写“龙游行会”的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这一年，宋宁宗赵扩做了一件大事：赐明州年号“庆元”，升明州为庆元府。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那一年，宁波还是一个战备港口，是用来对付金军的海防前哨。朝廷升格它的行政级别，背后是国防的考量，而非商业的布局。

宁波人真正以商帮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公认的标志是明崇祯年间位于北京东城区薛家湾的“鄞县会馆”的成立。那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事了。从1195年到十七世纪初，中间横亘着四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四百三十年，足够一个王朝从兴起到衰亡，足够沧海变成桑田。而龙游商帮在这四百三十年间，已经走遍天涯海角，闯出了“遍地龙游”的赫赫声名。

余端礼辞世后三十年——1201年——宁波人史嵩之才出任丞相。这两位先后执掌南宋朝纲的宰辅，一位来自龙游，一位来自宁波，像是历史安排好的一场接力：龙游商帮与宁波商帮，从内陆到沿海，完成了中国商业史上一次意味深长的交接与传递。

宁波帮后来名满天下，那是后话。但在这条漫长的商业文明之河的源头，龙游的水声，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响亮得多。

半县之民，天涯海角

那么，龙游商人凭什么？

明末天启年间的《衢州府志》里，记载着这样一句话：“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

“几空县之半”——半个县的人都出去经商了。那不是什么通都大邑，那是“四省通衢”但群山环抱的浙西山区。

那些背着行囊走出山门的龙游人，没有官府的庇护，没有巨额的资本，甚至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为他们撑腰。他们有的，是一双能走远路的脚，一杆能称天下的秤，和一颗不甘被命运锁在山坳里的心。

明末清初，有位名叫李维桢的学者在《龙游氏族谱序》中写道：“龙游之民，多藉贸易为生，足迹遍天下。”简简单单一句话，背后是几代人踏破铁鞋的跋涉。

而他们最让人敬重的，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儒商品格。龙游商帮极少有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的劣迹，他们重合同、守信用，讲究“义利并重”。这在那个信息不通、契约难行的年代，堪称商业文明的稀世之光。

“草根”二字，不是短板

有人说，龙游商帮缺少响当当的知名大商人，比不上晋商有乔家，徽商有胡家。

或许应当真正读懂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从来不是靠一两个巨富撑起来的。它是一个个普通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商业版图，是千千万万个小商人聚沙成塔的历史叙事。这种“草根经济”，恰恰是它最可贵的精神内核。

你浙江的身影——1980年代的温州，家家户户办作坊，前店后厂，遍地小老板；1990年代的义乌，拨浪鼓摇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1世纪的杭州，数字经济的弄潮儿从居民楼里出发，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

浙江的商业史，从来就不是一部“英雄史”，而是一部“群像史”。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寻找机会，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

龙游商帮在八百年前就诠释了这种精神。它没有巨商的传奇，它有无数普通人改写命运的沉默史诗。

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亦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善于经商的龙游人，没有错过那个伟大的时代。他们在赵宋商业文明的极致繁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块石碑的归来

八百年来，那块写着“龙游行会”的额碑，在时间的河流中几度沉浮。它从临安城的某座厅堂上被取下，它在战火中流落，在石材市场的角落里蒙尘，被当作一块普通的旧石料，随手遗弃在院墙之下。

“龙游行会”应当回家。它带来的，不仅是一段被证实的历史，更是一份八百年的商业文化底气。

从额碑到丰碑

文化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的附庸。

“龙游行会”这块额碑，在八百年前是一块凝聚人心的招牌，在今天它更应成为一座激励精神、唤醒文化自觉的丰碑。它告诉每一个龙游人，告诉每一个浙江人：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站立过一群了不起的商人，他们用脚丈量天下，用诚信赢得尊重，用勇气改写命运。你们无需妄自菲薄，更无需将自信拱手让人。

南宋的“忠节相望，斑斑可书”，丞相余端礼的刚正与清廉，龙游商人的闯荡与坚守，这些精神遗产在物欲喧嚣的今天，反而愈显珍贵。它们像地下暗河一样流了八百年，只要打开一道口子，就会汩汩而出，灌溉一片土地。

八百年前的那个春天，余端礼不会想到，他兴致所至写下“龙游行会”四个字，八百年之后，成为一座小县城重新确认自己商业历史方位的精神坐标。

但这恰恰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它从来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沉睡在旧木料堆的角落里，沉睡在泛黄的史志中，沉睡在人们的遗忘里，等待一个被重新唤醒的时刻。

“龙游行会”，接通了小县大城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时代龙商赓续历史撑开了新的天地经纬。它不是仅供瞻仰的古董，它是活着的旗帜。这面旗帜属于龙游，属于浙商，属于每一个相信商业文明的力量、相信普通人可以改变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