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去世,是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

一方面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革命事业如火如荼且即将北伐。

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前并没有明确指定让谁接班,由此引发了此后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直到1926年,才基本告一段落。

而最后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受冯玉祥的邀请北上洽谈,没想到却在北京去世。

孙中山先生的突然离世,让国民党内部突然有了纷争。

因为除了孙中山,国民党内部并没有一个让大家都服气的领头人。

加上孙中山去世前又没有明确指定谁来接班,关于谁接班的问题一时间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事情。

而当时最有资格接班的人其实有三位,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廖仲恺。

当时胡汉民正担任代理大元帅,按理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胡汉民接替是没问题的。

可惜胡汉民没有跟着孙中山先生北上,陪同北上的是汪精卫。

再说胡汉民是国民党右派,一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之策。

如果让他上位,那联俄容共之策还能否延续?所以,胡汉民上位,国民党左派其实是不乐意的。

廖仲恺恰好是支持联俄容共之策的左派,而且和苏联关系不错,显然是不错的接班人。

不过廖仲恺是坚定的革命者,并不热衷权力。

至于汪精卫,此时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不说,更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况且他还在孙中山去世前后还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是孙中山遗命的最后见证者。

胡汉民上位,汪精卫不服,汪精卫上位,又有不少人反对,而廖仲恺又不热衷权力。

那到底谁来接掌大位呢?此时一个外人一锤定音。

最后以汪精卫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

此番决定,大家居然都认可。

为啥呢?因为一锤定音的是苏联人鲍罗廷。

当时苏联为了帮助孙中山革命,先行向孙中山提供了了200万卢布、8000支步枪,并且派了大量顾问前来帮助革命,其中就有鲍罗廷

鲍罗廷南下后,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硬生生把涣散软弱的国民党改组为具有向心力的国民党。

同时还帮助成立黄埔军校,帮助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

此后苏联又不断援助资金和武器,这些分配权又被鲍罗廷掌握,这就导致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很深的话语权,他的看法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既然胡汉民反对联俄容共,那鲍罗廷自然不会支持他,转而支持汪精卫。

汪精卫呢,立场又中立,鲍罗廷支持他,那左派也表示了支持。

这么一来,胡汉民这边的右派形势直接一边倒。

但直接任命,难免说苏联插手内政。

于是苏联人提出将广州大本营改组成国民政府,重新投票选。

有了苏联人的支持,汪精卫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得以顺利上位。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虽说汪精卫成了国民政府主席,但话语权却弱于廖仲恺。

因为廖仲恺和鲍罗廷私交密切,双方属于盟友,有了苏联在背后支持,廖仲恺其实地位相当高的,只不过他不热衷于权力斗争罢了。

按理说,谁来接班一事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准备北伐。

可在当年8月19日,廖仲恺居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门前被刺杀,舆论震惊。

为调查这起诡异的刺杀案,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全权调查处理,另由鲍罗廷担任特别委员会顾问。

为何蒋介石会位列其中呢?还是鲍罗廷的原因。

蒋介石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但在国民党内部,政治地位并不高。

当时国民党一大选举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17名候补委员里,都没有他的身影。

可谁知蒋介石居然和鲍罗廷搭上了线。

原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蒋介石就以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去苏联考察。

在苏联考察期间,蒋介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研究了俄国的革命经验。

回国后,又是劝说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又是不断发表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言论。

这让鲍罗廷误以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左派,恰好军事上需要制衡一下旧军队出身的许崇智,由此鲍罗廷开始提携蒋介石,且让他调查廖仲恺刺杀一案。

根据一番调查,刺杀廖仲恺的事粤军旅长朱卓文收买的歹徒,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也有刺杀的嫌疑。

最终得出结论,刺杀廖仲恺是国民党右派动的手。

至于到底是不是,谁也不知道。

但鲍罗廷却借这件事大肆清洗国民党右派以及粤军军长许崇智。

胡汉民被迫去苏联考察,许崇智则被迫前往上海。

一番清洗和排挤后,蒋介石收编粤军部队成功上位,成为一方实权派。

鲍罗廷原以为扶持汪精卫和蒋介石,就能持续推行联俄容共之策。

殊不知这二人对于权力的渴望,远大于革命。

先说汪精卫这边,汪精卫现在缺的就是兵权,上位后着手将手伸向军队。

至于蒋介石,则打算借北伐来获取政治地位。

北伐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谁坚定支持北伐,谁就是坚定继承国父遗志的人。

对于蒋介石而言,通过北伐无疑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最好途经。

况且蒋介石当时已经有了北伐的资本,定然全力支持北伐。

当时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也同意北伐,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举双手赞成。

在12月28日的日记里,蒋介石定下目标:“预定明年8月克复。”

可就在此时,加伦奉调回国,鲍罗廷也回国叙职,代理他的是季山嘉。

而季山嘉呢,则却反对北伐。

1926年2月7日,蒋介石和季山嘉商谈北伐之亊,遭到季山嘉反对。

季山嘉认为,目前政治、军事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北伐应该从缓,两人闹了有些不愉快。

另一边,由于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又是苏联在北方找的盟友。

为此季山嘉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策应冯玉祥的国民军,然后让蒋介石先去海参崴,转而去西北帮助冯玉祥练兵。

去北方,岂不是放弃现在的权力?两个建议均被蒋拒绝。

在蒋介石眼里,季山嘉让他海路运兵,是为了打消自己北伐的计谋。

而让他去海参崴练兵,则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即“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二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蒋介石并不知道季山嘉的意见恰恰就是莫斯科的意见,主要是苏联在北方有了冯玉祥和郭松龄这两个盟友,自然不希望北伐军和他们先打起来。

所以苏联听取了季山嘉的意见,将加伦调回国。

但蒋介石哪里知道这个内情,以为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就认为季山嘉反对自己。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又让蒋介石的神经绷的更紧了,这就是对王懋功的安排。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麾下的旅长,许崇智出走后,升为第一军二师的师长。

蒋介石虽然收编粤军部队,但军队根本不和蒋介石一条心,蒋介石能依仗的也就是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组成的第一军。

而第一军中,又以一师为自己的铁杆部队。

按正常情况,蒋介石会不断拉拢其他人。

谁知王懋功在政治立场上却倾向于汪精卫,这让蒋介石大为不满。

当然,这其中也有汪精卫故意为之,即借这个机会把手伸向军队内部。

而在随后的经费问题上,更是引起蒋介石的猜忌。

1926年2月6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给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

但次日,军校经费就减少至27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

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认为是季山嘉和汪精卫故意为之。

到了2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收编了广西来的两个军后决定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分别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

蒋介石认为,广东现在有六个军,按理说应该改编为第七、第八军。

但现在却空下第七军的建制,显然,这是季山嘉企图扶持微王懋功第二师为第七军。

反对北伐、削减军费、番号错乱编序让蒋介石怀疑季山嘉别有用心,即季山嘉想要动他视为政治根子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联想到当初自己就是在鲍罗庭支持而驱逐了粤军许崇智的,难道这件事要在身上重演?

气上头的蒋介石直接将王懋功扣留,让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稳住自己的第一军。

然后向汪精卫提出驱逐季山嘉,换鲍罗庭。

汪精卫为了安抚蒋介石,口头答应。

但后来态度一百八十大转弯,让蒋介石觉得这两人准备联手对付他,同意驱逐季山嘉,后面又持反对态度,已经是不信任自己的表现。

蒋介石就以退为进,决定辞去一切军职,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以逼季山嘉回去。

汪精卫现在还需要苏联人的支持,蒋介石和季山嘉闹掰了也不好收场。

为缓解二人的矛盾,同意了蒋介石“赴俄休养”一事,甚至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一度让蒋介石非常惶恐。

哪怕是驱逐了王懋功,依旧让他疑虑重重,认为季山嘉和汪精卫打算扳倒他。

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另一边,国民党右派看出蒋介石和苏联人之间的矛盾,他们要来搅动局势。

自胡汉民走后,右派们丢了不少权。

不甘心丢权的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讨论的,由此形成了后面的西山会议派。

但他们无兵无权,想要扳倒汪精卫、蒋介石难如登天。

谁知蒋介石和苏联之间闹的越来越僵,让他们看到机会,决定借蒋介石多疑的心理,来制造谣言和事端,故意大写特写蒋介石与苏联的矛盾,以挑起蒋介石、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3月7日,广州出现反蒋的油印传单,恰好这段时间,苏联考察团来到广州。

多疑的蒋介石,以为季山嘉真的要和汪精卫联手扳倒他。

就在蒋介石担忧不已想办法的时候,中山舰事件爆发了。

中山舰事件始于一起商船抢劫案件。

1926年3月18晚上六点半,珠江一商船遭劫。

事态紧急,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没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要求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巡舰一只去处理。

可当时黄埔军校无船可开,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就自做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当时负责接这个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然后立即上报了股长欧阳钟。

期间因为电话听不清,以为是教育长邓演达之谕,也不知道船只的规模,“巡舰”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

欧阳钟得到报告后,又奔赴海军局交涉。

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务外出,作战科科长邹毅当面应允,派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

事情到这里,开始出了岔子。

事后欧阳钟自称立即返回了办事处,但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说,因打不通李之龙电话,就拿着传令去面见李之龙。

而李之龙的夫人也说,说又三人到李之龙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李之龙归来后,看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但自由舰稍微有些损坏,只能派中山舰了。

3月19日,中山舰出了港口,于上午9时抵达黄埔,等候命令。

此时,苏联考察团又想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就问蒋介石,中山舰要不要从黄埔开回来让苏联人参观。

此时是下午,这让蒋介石一头雾水。

自己从未派军舰到黄埔,何来军舰回去?

而上午的时候,汪精卫问蒋介石去不去黄埔,蒋介石表示要去的。

此后九点、十点的时候,又打电话问,到底什么时候去。

一连三个电话,让蒋介石异常疑惑,为什么急切切老问去不去。

下午的时候,李之龙又来一通电话,更让蒋介石疑心大起。

毕竟中山舰没自己命令去了黄埔,而后又问要不要开回去,难道是有阴谋。

这让蒋介石越想越怕,以为汪精卫派李之龙带水兵来抓他,然后把他绑架到海参威处决,第一反应就是跑到汕头的嫡系何应钦那里去。

但走到半途想一想,如果这时候跑了,那汪精卫岂不是得逞了,到时候什么罪名都按在自己头上。

于是,他决定调头回到广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抢先发动政变,先发制人,要和苏联人翻脸。

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军队戒严,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在内的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并把苏联顾问卫队缴械。

但十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苏联和中共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自己反应过激,背叛革命的居然是自己。

至于到底谁要求调军舰的,已经无从知晓。

得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后,陈延年打算通电讨蒋,严办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

关键时刻,汪精卫又病倒了,只能先把工作交给其他人。

蒋介石趁这个机会立即找苏联顾问团。

说实话,蒋介石现在最顾虑的就是苏联的态度。

而苏联顾问团呢,则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苏联还是针对季山嘉个人。

显然,苏联顾问团打算妥协这件事,并不想把事情闹大,蒋介石就顺台阶下,表示这次行动只针对季山嘉,另表示自己依旧拥护联俄联共的政策。

为啥苏联态度这么软呢?主要北方的盟友冯玉祥下野,郭松龄反奉失败,只剩南方这个盟友。

万一搞崩了,这么些年的投资和努力都打水漂了,只能妥协并劝中共放弃武装反抗。

苏联态度软下来,其他几个军长因为苏联顾问态度的转变,由开始的不以为然转而附和支持老蒋。

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团的接触和密谈知道次日才传到汪精卫耳里。

这让汪精卫大为恼怒,认为苏联没把自己放眼里,以身体不好为由,负气出走。

汪精卫一直是合则留,不合则走,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以退为进罢了,一是为了治病,二让老蒋反省。

结果汪精卫出走,更让蒋介石怀疑汪精卫汪做贼心虚。

而苏联的妥协且调走季山嘉,又让老蒋进一步膨胀,加上其他几个军长的态度转变,难免让他产生舍我其谁的心理。

这件事后,彻底成为蒋汪势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也是以他心中武力解决内部纠纷,攫取最高权力的成功的范例。

1926年4月16日,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老蒋由此步入权力的巅峰。

此后,蒋介石以“党务整理”为由,意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权力中枢。

但苏联一直以为蒋介石会继续坚持联俄联共,不断妥协和退让,为接下来的“四一二”埋下了祸根。

从某方面来说,蒋介石能短短一年内攀上权力巅峰,苏联人在背后功不可没。

可惜,苏联人以为蒋介石上位能和苏联成为盟友,但结果蒋介石掌权后却转身投靠英美,白白为英美做了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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