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以美女护士身份潜伏敌人内部，被捕后遭受残酷折磨，临终前她说天马上就要亮了！
1942年早春，厦门博爱医院的灯火在宵禁中仍亮着，二楼是日军伤兵的病房，一楼挤满被截肢却无麻药的中国工人。消毒水味道刺鼻，一位系着旧围裙的年轻护士穿梭其间，她叫刘惜芬。
这姑娘来自思明区的石板巷，1924年出生，幼年丧母，靠替街坊缝补衣服熬到十四岁才有学徒机会。别人背井离乡躲战火，她却捧着借来的解剖学教材，硬是自学两年进入博爱医院。身量纤细，麻利得很，缝合伤口比不少正规军医还稳。
日军规定：二楼使用进口纱布，楼下只能用旧棉布。她常在夜班把多余药品偷偷带到楼下。“别怕，有我在。”她轻声安慰伤员，随后被日本军医撞见，对方喝令停手，她只吐出三个字：“你走开！”护士帽遮不住她眼里那股倔劲。几次三番，她被扣伙食、减薪，却从未停下。
1945年日本投降，医院一度关门。厦门人缺医少药，她在海后路租了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铺子，用旧布拼成招牌——刘氏医坊。发烧的渔民、被码头机器夹到手的搬运工，不论贫富都能进门。医坊的药柜后面却藏着另一条暗线：药单被折成火柴盒大小，夹在纱布卷心，送到地下党交通员手里。正是这段时间，她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至1949年，城市上空时不时传来轰鸣，情报比磺胺粉更紧缺。刘惜芬的护士身份成了天然通行证：她能出入码头，能进宵禁区，也能在病房里悄悄询问俘虏士兵的调动口风。一次，她随船采购药棉，在货舱底层夹带两箱急救包，转手就进了山区游击队。谁也想不到这位笑容甜净的姑娘，已经是警备司令部通缉名单上的“要犯”。
1949年8月，一个叛徒被捕后泄密，她在诊所门口被便衣拖上卡车。讯问室的灯泡晃得人眼痛，竹签、铁钳轮番上阵，她始终咬着破裂的嘴唇。狱友回忆，那几夜里她只说过一句：“天快亮了。”
15日深夜，雨点敲打铁窗，守卫急促锁门——国民党部队准备撤走。翌晨枪声响在海风里，25岁的刘惜芬倒在刑场，她身旁还有十七名同伴。傍晚，厦门街面已乱作一团，然而地下党早获悉敌军火力分布，解放军登岛计划因此调整，避免了正面硬拼。
转眼十余日，城市易旗，博爱医院重新开诊，门口阶梯却依旧分两节：残破与光洁的交界提醒后人，当年一位护士如何用纱布和决心，把战火中的生命缝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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