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平任武汉军区政委，邓小平特地嘱咐他必须保护好一个人，这其中有何深意
1938年初春，冀鲁豫分区的土坯屋里，几支缴获的“三八大盖”刚被擦拭完毕，一位十九岁的通讯员抱枪而立，他叫王猛。
他识得几个大字，能写会算，在缺纸少墨的连队里已算“秀才”。指导员拍拍他的肩膀说：“小王，好好干，咱们八路靠的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枪声与鼓点交替催长了一代“老三八式”干部。王猛一路从班排文书干到团政治处主任，1954年考入南京军事学院，随后被调到长春第二政治学校任副政委。那年他三十四岁，穿上了大校军衔的新肩章。
军校撤销时，上级要把他安排到后方机关，他却主动请缨回一线。“拿枪出身，就得和弟兄们待在一起。”赖传珠顺势将他派到38军。1966年春，王猛坐进了38军政委的办公室，刚坐稳，浩劫已悄然逼近。
运动初起，部队也难幸免。有人指着王猛的简历，说他“保守”“老资格”，要拿下归队另行审查。38军官兵却顶着压力给他写联名信：“政委公道，不能丢。”那封折叠得发白的薄纸，后来一直夹在他的日记本里。
1968年，国家体委改为军管。总参挑人时犯了难：体育口需要懂政治、能扛事，还得镇得住场子，谁合适？有人想起了王猛。就这样，他从装甲车旁走进了办公楼。
外界都说他是“外行”，连乒乓球拍都握不住，却让他做体委“一把手”。上任第二周，职工食堂的蒸笼冒不出热气——煤配给被扣住。王猛提笔给有关部门写信，对方踢皮球。他索性敲开中南海南楼。
“周总理，我来求点煤，也求点章程。”
“煤可以给，可章程得你自己写。”总理笑了。
几天后，《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筹备要点》在中南海拍了板。王猛领着一班参谋跑遍全国找桌子、灯光、裁判，硬是把比赛在1971年如期办成。来自亚洲、非洲的运动员看见五星红旗升起，掌声盖过场馆回音。
然而，风向又变。1974年夏，王猛因“作风有问题”被隔离审查，送进北京某医院“疗养”。病房门口两名荷枪战士，窗子外面钉着铁栅栏。
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王平说：“去武汉挑担子，你得顺带照顾好老王。”王平当即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翌年初，王猛被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一次进办公室，他发现桌上摆着半卷被抽掉半截的稿纸，这是前任留下的。王猛掸了掸灰：“纸还能写字，人也能干活。”
“四人帮”阴云未散，武汉并不太平。王平顶在前面，王猛稳在后方，两人白天跑部队，夜里伏案写材料。军区大小会议，王猛一句“抓训练、稳军心”反复叮嘱，折射的却是“别再让政治风浪冲垮队伍”的隐忧。
1976年10月，噩梦终止。王猛奉调回京，再度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彼时的中国急需一个重新站到世界体育舞台的窗口，他认定机会就在眼前。
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谈判一波三折，外国代表要求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王猛不急不躁，“没关系，我们让事实说话——届时中国代表团站上领奖台，就是最好回答。”话不多，却硬气。
1979年早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提出“三线并举”：基层体育遍地开花，国家队集中精兵，外交场合主动出击。有人质疑步子过快，他只丢下一句：“再慢，就被世界甩下了。”
就在同一年，“庄则栋问题”摆上桌面。赞成严处的文件已拟好，等他签字。王猛沉吟片刻，说：“让他带孩子们打球吧。十年动乱，能留下这点球艺不易。”文件作废，庄则栋被调去少年队担任教练。
不久，中美体育交流重启，中国运动队频获佳绩。许多年后，有人感慨，如果没有那次“宽宥”，中国也许失去一位好教练。
1980年代初，王猛转任广州军区政委。南疆前线炮火正烈，他跑遍团营，要求边战边练，“身体不硬，打不了硬仗”。部队官兵私下议论：“这位老政委懂体育，点名点到晚饭后还要拉练。”
离休后，他住在海淀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早晨五点准时长跑，晚飯后写作军史笔记。邻居见他，总能听到那句口头禅：“筋骨要松，思想更得硬。”
2007年6月，王猛因病逝世，战友从广州、长春、武汉陆续赶到。会场没有花哨悼词，只有一张老照片：年轻的他举着“三八大盖”，身后是一张简易乒乓球台。照片上写着八个字——“枪杆子 球拍子 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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