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向往古代的天潢贵胄，生来便享有爵位钱粮，不必奔波谋生，可翻开明代的历史会发现，投胎到朱家，未必是一份天赐福气，更像是被一套祖制牢牢锁住的命运枷锁。
朱元璋白手起家，尝尽过饥寒流离的苦楚，登上皇位之后，他一心想让自家后代远离苦难，于是定下了完整的宗藩供养体系。
除嫡长子承袭帝位，其余皇子封为亲王，每年享有一万石禄米，亲王诸子降等封郡王，再往下依次是将军、中尉，即便是传承很多代之后的远支，最低一档的奉国中尉，每年依旧可以领取两百石禄米。
按照明代的物价来换算，这份收入足够普通的一大家人安稳度日了，宗室成婚，朝廷还会另外拨付冠服、建房的补助，在朱元璋的设想里，老朱家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安安稳稳坐享荣华。
可他算漏了最关键的变量，那就是人口的繁衍速度。
宗室没有生存之忧，生育便不受约束，嘉靖年间，郡王、将军、中尉级别宗室已经数以万计，万历玉牒登记宗室累计达到十五万七千，其中包含不少已经离世的族人，史学界推算，到明朝覆灭前夕，在世朱氏宗室保守已有二十万之多了。
就这么多人口，还要百姓来养，可以想象社会负担有多么重了。
这源源不断要供养的人口，慢慢地变成了朝廷难以背负的财政重担，就像一个喘气都困难的人，还要背一个成年人一般，简直就是力不从人心。
到晚明时，很多底层宗室的禄米经常拖欠，甚至是折价发放。
更残酷的还不是这些，祖制的禁锢才是最残酷的东西。
宗室子孙们不允许参加科举，不能经商做工谋生，哪怕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了，也不能自谋出路，只能守着时有时无的朝廷补贴苦苦度日。
总之，表面上是体面的，内里是多么难受，也只有这些所谓的“皇亲贵胄”们才知道。
其实真正的浩劫还在后面，王朝崩塌，乱世来临。
明末时，农民起义席卷了南北，李自成、张献忠的大军所到之处，各地藩王首当其冲成了祭献品。
对起义军而言，藩王既是明朝皇权在地方上的象征，也是补充军需最直接的来源，因为王府里堆积了百年的财富。
一部分藩王，坐拥数代积攒的财富，危难时刻却舍不得拿出钱粮守护封地。
蜀王府积蓄非常丰厚，官员恳请出钱募兵御敌，却被一再推脱，等到敌军兵临城下，再想散尽家财已经于事无补了，最终城破覆灭。
楚王府金银堆积如山，面对来犯之敌仅仅拿出几件旧器物应付，守军心寒溃散，楚王最后被沉入江中。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坐以待毙的，开封周王主动拿出府中财物招募兵勇守城，城破之后辗转逃亡江淮，保住性命，吉王、惠王等人一路向南奔逃，依靠长途迁徙躲过第一波杀戮。
只是高阶藩王身份太过扎眼，在乱世就是醒目的靶子，北京陷落之前，各地亲王已经折损过半。
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清军入关，初期清廷打出为崇祯复仇的旗号，对外宣称善待归降的明代藩王，承诺保留爵位待遇，等到军事大局已定，态度骤然反转。
归顺过来的藩王待遇大幅砍削，亲王岁禄直接压缩，不肯归顺的直接剿杀。
顺治四年到八年，短短五年，被处决的明宗室人数超过一万，即便是主动投降的近支藩王，像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依旧被罗织罪名处死。
那个年代，摆在朱氏子孙面前，能活下去的路寥寥无几。
要么隐姓埋名，混入寻常百姓之中，要么举兵抵抗，赌一线生机，还有人像八大山人朱耷，遁入佛门，借书画寄托心绪得以善终，更有少数人远走异域，躲避中原的风波。
等到天下大局彻底掌握在清廷手中，朝廷又换了一副姿态，祭拜明十三陵，放出告示，号召改名躲藏的朱氏后人不必惶恐。
其实这时，有能力掀起风浪的近支宗室，大多已经消亡，剩下的远支族人，已经很难形成威胁，闹得沸沸扬扬的朱三太子事件，更多是反抗势力拿来借用的一面旗帜，未必真的出自崇祯血脉。
后来雍正年间寻访所谓明代后裔，找到朱之琏，封为延恩侯，负责祭扫明代皇陵。
至于他究竟是不是纯正的朱家血脉，后世一直存有争议，但这点其实无关紧要，这个爵位本身就是一件向天下展示朝廷宽仁的政治道具。
回首洪武初年，朱氏宗室仅仅不到六十人，两百多年光阴，繁衍出数十万族人。
血缘离权力中心越近的，在改朝换代的风暴里摔得越重，反而是那些血脉疏远的支系，隐入民间，得以苟全性命，褪去亲王将军的身份，变回普普通通的凡人。
当初朱元璋拼命给后代铺就一条富贵坦途，设立制度庇护子孙不受饥寒，可恰恰是这套制度，把大量宗室圈养起来，失去谋生的能力，当王朝大厦倾倒之时，曾经用来庇护他们的荣华富贵，最后反倒变成了催命的枷锁。
大明朝那块金字招牌轰然倒下时，被席卷的不止崇祯一人。
二十万朱氏子孙，有人血染刀锋，有人流离异乡，有人埋名市井，繁华落尽，最终也不过归于了凡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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