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毁掉一个人,需要多大的恶意?也许它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正义。

2013年,仅有170个粉丝的贾斯汀(Justine Sacco),随手发了一条自以为幽默的推文:“要去非洲了。希望我不会感染艾滋病。开玩笑啦,我是白人嘛。”她刷了几次屏幕,发现没人理会,便关掉手机,准备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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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高管Justine Sacco于2013年12月20日登机飞往南非前发推:"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她当时只有170名关注者,发推后30分钟内无人回复便关机登机。11小时飞行中,时任Gawker旗下Valleywag编辑 Sam Biddle 将其转发给自己约1.5万名关注者,并以标题"And Now, a Funny Holiday Joke From IAC's P.R. Boss"发文,推文遂病毒式扩散,。她落地即失业、社会性死亡。图源:ir.mtch.com

但在她断网后,推文被一个1.5万粉丝的账号转发,随后引爆网络。人们谴责她的种族偏见,查出她的雇主,追踪她的航班,甚至赶到机场堵截。恶毒咒骂、暴力威胁不断涌入,一个标签冲上全球热门:()。

全球网友一边刷新屏幕,一边兴奋地倒计时,像在等待一场公开处刑,满怀期待地等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打开手机,亲眼见证自己的社会性死亡[1]。

这句冒犯的玩笑当然值得谴责。但问题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会如此享受把一个陌生人逼上绝路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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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面具

如果把参与网暴的网民送上法庭,自有大儒为他们辩护:“这不能全怪他们,要怪就怪互联网的匿名制。”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网络是一张隐形的面具,它藏起了网民网民真实的脸,让他们不用承担代价,于是心底的野兽就被轻易地释放[2,3]。

这是一个令人宽慰的解释。它完美契合了勒庞在1895年《乌合之众》里写下的断言:人一旦聚成群体,智力就会断崖式下跌,变得冲动、盲从、像野蛮人一样被暗示牵着走。

一百多年来,我们把这本书当群体心理学的圣经。但如果我们扒开历史的滤镜,却会发现勒庞写下这些文字时,根本不是一个中立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刚刚经历过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法国精英,他亲眼目睹了底层大众走上街头夺取权力,对此充满了刻骨的恐惧与仇恨。因此,《乌合之众》里那些“群体是低智的、野蛮的、容易被催眠的”论调,其实毫无实验数据支撑,全凭主观断言。

它本质上是一本为恐惧失去权力的欧洲精英量身定制的“操纵手册”,意在警告当权者:群众是危险的,必须被强权统御。最终,这套充满偏见与种族优越感的理论,没能启发多少严谨的科学家,反而成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床头书,被用来精准指导狂热的群众动员。

既然“群体必定降智和野蛮”的前提从根源上就站不住脚,那我们再把镜头推回到当下的网暴现场。我们会发现:碾碎贾斯汀的,根本不是什么面目模糊的匿名小号。

最先带节奏的编辑,网名就是自己的真名;那些在推特上实时追踪航班、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并发送死亡威胁的人,头像里是他们真实的脸,简介里写着他们真实的工作单位。他们有名有姓,甚至在现实中,他们都是公认的好人。

数据也印证了这点。2016年,研究者卡特娅·罗斯特(Katja Rost)分析了德国数十万条在线请愿评论,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使用真名的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比匿名者更具攻击性[4]。而在韩国,为了遏制网络暴力而推行的“网络实名制”,不仅没能净化环境,反而让骂战略微增加了[5]。

看来,匿名的面具不是作恶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在驱使普通人变得如此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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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衣服

答案,藏在1979年的一场电击实验里[6]。

心理学家Robert Johnson和Leslie Downing把被试带进房间,任务是电击隔壁答错题的陌生人。

为了测试匿名的效果,一部分人被要求穿上遮住全身和脸的衣服。这其中有一半的人被随机分配,穿上了类似“三K党”的白色兜帽长袍,另一半人则穿上了护士服。

如果"匿名让人作恶",那这两组人下手都应该变得更重。但结果偏偏相反:变化最明显的,反而是穿着护士服的匿名者,他们变得异常温柔,按下的电击量明显变得更低。

看来,决定下手轻重的,不是隐藏自我的“面具”,而是那件暗示身份的“衣服”。因为衣服,就是身份的开关。它在悄悄告诉你:“穿着这身行头的人,此刻该怎么做”。

这便是群体影响我们的方式。它并没有抹掉你的理智,它只是把你塞进了一个新的角色,递给你一份新的规矩。它让你在另一个维度上重新理解自己,不再首先是我,而是我们中的一个。

后来,心理学界将这套解释概括为社会认同去个体化效应模型(SIDE)。在实验室里,穿上护士服,你的规矩就是救死扶伤;而在互联网上,虽然没有实体的衣服,但热搜榜单、阵营标签和评论区的风向,就是一套套隐形的“赛博制服”。当你点进某个话题的那一刻,系统和算法就已经自动为你分配好了角色[7]。

当贾斯汀这句触碰种族底线的推文,被扔到全球广场,网民们便迅速换上了隐形制服——“正义审判官”。

那些实名围攻她的人,非但没有发疯,反而极其清醒。就像历史上的私刑者,行凶后会骄傲地拍下合影、签上真名寄给亲友一样。他们不需要面具,他们是在向同伴展演自己的新身份,证明自己是这套群体规范最完美的执行者。

网暴,从来不是乌合之众的失控。它是一套群体的规矩,在被极其高效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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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边界的骚乱

那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代入一个角色,群体就一定会变成绞肉机?

并非如此。

1980年,英国圣保罗区警察突击搜查社区咖啡馆,引发街头骚乱。电视画面里,火光冲天、石块乱飞,活像街头暴徒火并。

可事后的调查发现:这群人的攻击高度集中于警察以及对应的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摄影记者。普通路人没有被有意攻击,私人财产也没有成为任意破坏的对象。警察一撤,刚刚还在烧车的人,竟自发站到十字路口,指挥起了交通[8]。

他们疯了吗?没有。面对外部威胁,他们只是自动切入了一个新角色,社区捍卫者。所有的暴力与秩序,都在绝对服从于这个角色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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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骚乱(St Pauls riot),起因是警察搜查涉嫌无照经营的咖啡馆,从而激化了当地黑人社区对长期警察骚扰与系统性歧视的不满。图源:bristolpost

同样的机制,只要换个规矩,就能创造奇迹。

2005年伦敦地铁连环爆炸,几百个陌生人被困在漆黑的车厢里。按灾难片的剧本,那里的人一定是各自逃命。但现实是,陌生人互相安慰,彼此搀扶,甚至撕下衣物替伤者止血[9]。灾难把车厢里的人熔铸成了同一个共同体。现在,所有人的使命只有一条:把身边的人带出去。

你看,人群本身没有绝对善恶。角色写着审判,人们就化身恶魔;角色写着同伴,人们就舍命相救。

那么,在贾斯汀的案例,又是谁把“审判官”的制服,递到了千万网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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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分发制服?

答案,藏在互联网的机制里:它建了一座所有人都背对着受害者的广场[10]。

现实中,你当面斥责一个人,你会看见她的错愕、听见她的解释。这些反馈会提醒你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在网络上,你看不见被围攻的人,你只看得见身边的“同类”。

第一条评论在批评她,第二条已经要求她丢掉工作,第三条更加刻薄搞笑,却获赞数万。慢慢地,你的表达不再是为了回应那个犯错的人,而是在回应现场的其他人。

你会下意识地调整语气[11]:大家都这么愤怒,我是不是该骂得更狠才合群?如果说得太温和,会不会像是在替她辩护?

平台没有凭空创造愤怒。它只是把愤怒公开、计数,再展示给下一批人。数据证明,推文里每多一个“道德和情绪”词汇,转发率就能提高一到两成[12]。于是,算法总是把最能调动情绪的审判顶在最前排,向每一个后来者暗示:看,所有人都在骂她。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角色就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官。

在这个回音壁里,沉默的人是没有数字的。最激烈的少数派,渐渐看起来就像是全世界[13]。

而贾斯汀恰好在天上。她无法解释,无法打断。围观者看不见她,只能看见彼此,然后对着群体编织的靶子不断开火,直到在一声声附和中,把所有人淹没[14]。

飞机落地时,她的名字已被全网咀嚼成残骸。

对参与者而言,那也许只是一次随手转发、一句幽默嘲讽。可当千万句审判同时砸下,便成了压垮世界的雪崩。没有谁觉得自己正在制造一场网暴。每个人都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应该说的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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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恩·罗森. 千夫所指[M]. 九州出版社, 2016.

[2] FESTINGER L, PEPITONE A, NEWCOMB T.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52, 47(2 Suppl.): 382-389.

[3] ZIMBARDO P G.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J].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 17: 237-307.

[4] ROST K, STAHEL L, FREY B S. Digital Social Norm Enforcement: Online Firestorms in Social Media[J]. PLOS ONE, 2016, 11(6): e0155923.

[5] CHO D, KWON K H. The impacts of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disclosure of social cues on flaming in online user commen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1: 363-372.

[6] JOHNSON R D, DOWNING L L. Deindividuation and valence of cues: Effects o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9): 1532-1538.

[7] RÖSNER L, KRÄMER N C. Verbal Venting in the Social Web: Effects of Anonymity and Group Norms on Aggressive Language Use in Online Comments[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6, 2(3): 2056305116664220.

[8] REICHER S D. The St. Pauls’ riot: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s of crowd action in terms of a social identity mode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4, 14(1): 1-21.

[9] DRURY J, COCKING C, REICHER S D. The nature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Survivor reactions to the 2005 London bomb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9, 27: 66-95.

[10] SULER J.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 7(3): 321-326.

[11] BRADY W J, MCLOUGHLIN K L, TORRES M P, et al., Overperception of moral outrage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nflates beliefs about intergroup hostility[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3, 7(6): 917-927.

[12]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et al.,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28): 7313-7318.

[13] LERMAN K, YAN X, WU X Z. The “Majority Illusion” in Social Networks[J]. PLOS ONE, 2016, 11(2): e0147617.

[14] BRADY W J, MCLOUGHLIN K, DOAN T N, et al., 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J]. Science Advances, 2021, 7(33): eabe5641.

[15] DRURY J. The Psychology of Crowd Behavior[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26, 77(Volume 77, 2026): 339-364.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总导演:郑明键 | 分集编导:骆沁真

文案:范存源 | 视频制作:骆沁真 张嘉诚 曾国怀 方之

声音制作:林得力 王鹰

出品: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大圆镜工作室

本文摘录自《大圆镜科普》社会心理学系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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