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陈毅手下，却奉命执行“天字特号”计划，受命刺杀陈毅，背后原因令人深思
1950年2月的一个清晨，苏州河面云雾翻涌，外滩钟声才敲过六下。上海市政府大楼前，两名荷枪执勤的警员蹲在地上，捡起一截崭新的黄铜弹壳，彼此对视一眼，心里同时泛起了警觉：谁会在凌晨时分到这里“试枪”？
这座城市刚刚从炮火中惊醒不足一年，街巷却已暗流涌动。公安局长李士英接到报告后，只说了六个字：“立刻封锁周边。”经验告诉他，这并非调皮孩子的恶作剧。果不其然，当天上午，一名自称“老上海”的中年男子混入市政府办证大厅，眼神如鹰，步伐像猫，他用袖口轻扫过大理石栏杆，似是在丈量什么。
“这绳子够不够长？”那人低声冲同伴问。对方答：“足够让他进电梯时‘遇刺’。”短短两句，透露了杀机。暗哨记录下二人对话，随后线报被送上陈毅案头。这位上任不过数月的市长眉头微皱，放下茶杯，说道：“老对手又来了，看来还没死心。”语气不疾不徐，却透着冷峻。
暗杀计划的主谋名叫毛人凤，他在台北给这次行动贴上代号——“天字特号”。指令清晰：在最短时间内干掉上海市长，以扰乱全局。执行者正是那位“老上海”，真名刘全德，35岁，江西吉水县人。若翻开红军旧档案，很难把他与枪手联系在一起。当年红四军十一师里，他是机警的少年传令兵，背着口令奔走于枪林弹雨之间，曾经跟随陈毅转战赣南，师长见了都夸他“腿快、胆大”。
只是，历史并不眷顾每一颗年轻心。1935年，红军转移途中，刘全德落入追剿部队之手。在敌营的监室里，他熬不过软硬兼施，“只要你点点头，前途似锦”，对方劝降的话像毒酒，他终究喝了下去。自此，名字被写进军统的机密名册，也在红军的牺牲簿上划上了黑线。
抗战爆发后，军统急需敢打敢拼的狠角色。刘全德恰巧符合标准：枪法准，口风紧，对“信义”二字有自己扭曲的理解。他先后在华中、华北执行过多起暗杀任务，连汪伪电台台长余阶也死于他的手。戴笠给他记功，蒋介石也点名嘉奖，谣传他获赠过一支刻有“必中”二字的勃朗宁手枪。传言是真是假已难考证，但他在特务圈内的“百步一枪”外号却由此传开。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军统人员随蒋介石退往台湾，却仍妄图反扑。毛人凤将“天字特号”锁定在几位新政权骨干身上，其中陈毅因主管上海，被列第一目标。刘全德自告奋勇，他熟悉陈毅的作战节奏，更熟悉这座城市的弄堂与码头。临行前的酒会上，毛人凤只说了一句：“任务需要不折手段。”而刘全德回敬：“上海的夜色，我闭着眼都认识。”
然而，地下博弈的另一端，也并非无所准备。上海公安接管伊始便广铺耳目，电讯监听与群众情报并举。短波电台里那串重复的摩斯码被译出时，上海市区已经布下隐形的网。对于城中接连出现的高纯度炸药、非法无线机，李士英让人反复核查，又以临时防空演练为名调换了政府大楼的出入口路线。
刘全德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步步惊心。他先在法租界租下顶楼公寓，用望远镜观察市政府大门；随后混入建筑工地，以勘察水管的名义把炸药藏进假工具箱。本以为天衣无缝，却低估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警惕。有人留意到陌生面孔扛着黑盒、出出进进，却从未见他真正修过一根管线，这条信息被立即送进警署。两天后，便衣在一间阴暗阁楼里抓到正在擦拭枪械的刘全德。
“认罪吧，背后是谁？”审讯室灯光雪亮，审讯员的声音没有高低起伏。刘全德却冷笑一句：“你们抓住我，还有千万个我。”这句狂言定格在档案纸上，也让负责案件的检察官更加明白保密局的亡命程度。
军事法庭开庭时，公开证据足足装满了两只箱子：密电码本、密码机零件、爆破图纸，以及那支冷光闪闪的手枪。庭审不拖泥带水，审判长宣布死刑时，刘全德面无表情，只要求保留一封家书，却拒绝提笔。行刑前，他环顾刑场，似在寻找熟悉的身影，最终什么也没看到。
刘全德案尘埃落定，上海谣言亦随之平息。陈毅随后召集市府干部座谈，他的第一句话简单直接：“敌人不会停手，我们更不能松懈。”他说，战场上可以失利，信仰却不能脱节；思想的暗线一旦断裂，人就会滑向深渊。这番话，没有高调说教，却敲在许多人心上。
审视这出未遂暗杀，可以发现几层深意：叛徒的出现，往往起源于信念的崩塌；特务机关之所以频繁得手，依仗的是制度化的训练与渗透；而新政权在短时间内能遏止阴谋，靠的则是严密的群众网络与迅速成型的公安体系。上海的繁华霓虹背后潜藏刀光，但刀锋终被折断，也再次印证了政治安全建设的必要性。
在档案馆那份编号“0503”的卷宗结尾，附着一串简短批示：“案例已结，材料留存，供后人警鉴。”短短数语，像是对所有后来者的提醒——历史从不拒绝警醒，只要愿意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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