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嘉陵江边雾气沉沉，夜色里传来间或的犬吠。彼时大后方暗潮汹涌，各色密探游走街巷，一桩暗杀行动正在密谋。策划者正是军统“猫头鹰”——徐贵林，他常自诩夜行无痕，杀人不留声，只要一接任务便必定见血。
回到20年前，1926年，年仅20岁的徐贵林投身国民党学兵团。翌年，他递上写满血字的请战书，自荐进入军统特别训练班。匕首、手枪、化装、反跟踪，每一门技艺都以实战检验，教官给他的评语只有四个字：冷酷可靠。也正因这份“可靠”，他频频被派往最危险、最见不得光的战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陪都重庆成了情报人员的角斗场。1940年前后，徐贵林升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管理的某看守所所长。牢里关的多是地下党与进步青年，他却将这里当成磨练手段的“练功房”：电刑、灌辣椒水、吊挂、浇硫酸，无所不用其极。囚犯们偷偷给他起了绰号——“夜枭”。夜枭昼伏夜出，它的叫声，意味着死亡。
1949年秋，解放大军逼近重庆。蒋介石手下的秘密档案里，“杨虎城一家”四个字被重重划线。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杨虎城与张学良合力扣押蒋介石，迫其同意抗日。此事一直是蒋心头之刺。抗战胜利后，杨虎城多次电请回国抗倭，却连连受阻。1946年春，他费尽心思潜返上海，终被侦知。蒋介石不再容忍，当即批准“保密方案”，誓要斩草除根。
任务被交到军统重庆站，站长毛人凤点名让徐贵林出马。计划简单而阴毒：将杨虎城及其家眷转押至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林中，再由特务小组分三处分头射杀，制造所谓的“转移押解遇匪逃逸”假象。
1949年8月，阴雨连绵。装在囚车里的杨虎城抱着幼子杨拯民，夫人谢葆真强忍恐惧。到达树林深处时，数名黑衣人下令停步。杨虎城看清带头人后，低呼了一句：“徐贵林，是你？”对方冷哼：“委座有令，今日不得留活口。”枪声压住了秋蝉，5名亲属与随从先后倒地。杨虎城身中数弹，倒下前只来得及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事毕，尸体就地掩埋，山风吹过，血腥味与湿土混成一股刺鼻气息。
11月27日夜，渣滓洞集中营传出密集枪声，同样出自徐贵林的指令。百余名烈士殒命其中，包括江竹筠、宋振中等人。后来，人们把这一天称为“十一·二七惨案”。至此，徐贵林背负的血债已难以计数。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军统体系鸟兽散，徐贵林改名“刘盛文”，混入溃败部队，一路南逃。川黔边界兵荒马乱，他索性投降解放军，自称小职员，被编入收容所。混迹半年，趁换防之际脱逃，跑回重庆郊外南温泉，投靠岳父，在集市上支了张破桌子，卖起蔬菜，眼镜一戴，姿态谦卑，好似乡下老农。
表面平静的日子并未让他心安。他总是挑拂晓时分出摊，等人群多了又匆匆收摊，生怕露了马脚。1951年3月的一天清晨，老街口薄雾弥漫，附近居民叶兰英提着菜篮前来赶场。她当年被关在渣滓洞，亲历惨案，徐贵林的面孔刻进了记忆。对方递菜找零时，她一眼就认出那双阴鸷的眼睛。“是他？”叶兰英心头一紧，脸上却不动声色，只淡淡问：“老板，青菜怎么卖？”
转身离开后，她直奔最近的派出所。情报科派员暗中跟踪，两日后确认了身份——他确系在逃要犯徐贵林。3月18日凌晨，公安人员以检查户口为由敲开了木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猫头鹰”腿一软，瘫坐在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我没做什么。”
案卷归档时，检察官翻开记录册，一个数字触目惊心：直接或间接致死人数二百余。审讯中，徐贵林第一次全盘供认；他仍辩解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合议庭驳斥：“服从不能掩盖罪行，军法已失效，人民有权惩办。”1952年4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死刑裁决，枪决于重庆歌乐山脚下。子弹响起的那一刻，昔日杀人不眨眼的“夜枭”，再无翻身余地。
他的覆灭，再次印证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道理：专横暴虐者或可逞一时之凶，却终究难逃历史与人民的判决。买菜大妈的那一声“老板”，成了无数亡魂讨回公道的开端，也让隐藏于尘嚣中的黑暗终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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